### 3.不能說的話
翻開老照片，看到以前的樣子，你會不會感到難為情？我當時真的是穿成這樣嗎？是的，你沒看錯，你就是穿成這樣。我們穿衣服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傻，還以為很時尚。所謂“時尚”，本質上就是自己看不見自己的樣子。好比我們在地球上，卻感覺不到地球在動。
但真正令人驚恐的是，流行一時的不僅有衣服，還有道德觀念。明明是專橫武斷、毫無依據的錯誤觀點，但是大多數人卻深信不疑，受到影響而不自知。這是非常危險的。流行的衣服，其實是很難看的衣服；流行的道德觀念，其實不是善而是惡。但是，如果別人都穿流行的衣服，而你不穿，你就會遭到嘲諷；如果別人都遵守流行的道德觀念，而你不遵守，結果則要嚴重得多，你會被解雇、流放、監禁，甚至被殺。
要是能坐上時間機器回到過去，不管哪一個年代，有一件事都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禍從口出”。你一定要小心自己說的話。自以為無害的言論會給你惹來大麻煩。今天，說地球圍繞太陽運轉真是再平常不過了，如果換在17世紀的歐洲，這么說就大難臨頭了。伽利略說了這樣的話，結果遭到了宗教法庭的審判。^
^「從審判一開始，宗教法庭可能就沒打算對伽利略動刑，因為伽利略明確表示，不管宗教法庭提出怎樣的要求，他都會照辦。這是無奈之舉，因為只要他不認罪，宗教法庭就不會放過他。此前不久，哲學家布魯諾就拒不認罪，宗教法庭于是下令燒死布魯諾。」
書呆子就是那樣惹上麻煩的。他們穿著不流行的衣服，講著不合適的話。他們覺得自己說出了正確的觀點，實際上卻惹來了麻煩。習俗的力量不足以束縛他們。
歷史的常態似乎就是，任何一個年代的人們，都會對一些荒謬的東西深信不疑。他們的信念還很堅定，只要有人稍微表示一點懷疑，就會惹來大麻煩。
我們這個時代是否有所不同？只要讀過一點歷史，你就知道答案幾乎確定無疑，就是“沒有不同”。即使有那么一絲微小的可能，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信念都是正確的，那也是出于驚人的巧合，而不是因為我們真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一想到現在我們言之鑿鑿的東西，在未來人們的眼里卻是荒誕不經，怎能不令人感嘆呢！如果未來有人坐著時間機器來到我們這個時代，哪些話是他小心翼翼避免說出口的？我的這篇文章就想探討這件事。我不僅要展示一些當前的“異端邪說”，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還要找出適用于所有年代的通用法則，判斷哪些話是不能說的。
### 你是一個隨大流的人嗎
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大庭廣眾之下，你有沒有什么觀點不愿說出口？如果回答是沒有，那么你也許應該停下來想一想了。你的每一個觀點都能毫不猶豫地說出口，你自己深深贊同這些觀點，并且你也確信肯定會獲得別人的贊同，這是否太過于巧合了？一種可能是，也許事情并沒有這么巧合，你的觀點就是從別人那里聽來的，別人告訴你什么，你就相信了什么，你把別人灌輸的觀點當作了自己的觀點。
另一種可能是，你的思想觀點確實是獨立思考得到的，碰巧與社會主流的思想觀點一模一樣。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為這意味著，如果別人犯錯了，你也必須碰巧犯一個同樣的錯誤。為了防止他人復制，古代制作地圖的工匠會故意在地圖上畫錯一個小地方。如果你的地圖與他的地圖一樣，就說明不太可能是你自己獨立制作的。
與歷史上別的年代一樣，我們的思想幾乎肯定也是一張有錯誤的地圖。如果你也犯下與別人一樣的錯誤，那么這個錯誤不太可能完全來自于你自己。這就像1972年喇叭褲剛剛開始流行，某人聲稱他覺得喇叭褲很時尚，你覺得這是他完全自發產生的觀點嗎？
如果別人告訴你應該相信什么，你就真的相信了，那么你就會和別人一樣犯下同樣的錯誤。如果你是南北戰爭前的南方莊園主，你會與北方開戰；如果你是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人，你會相信希特勒。
有時候，別人會對你說：“要根據社會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well-adjusted)。”這種說法隱含的意思似乎是，如果你不認同社會，那么肯定是你自己的問題。你同意這種說法嗎？事實上，它不僅不對，而且會讓歷史倒退。如果你真的相信了它，凡是不認同社會之處，你連想都不敢想，馬上就放棄自己的觀點，那才會真正出問題。
### 真話
到底什么話是我們不能說的？為了找到答案，首先，我們可以看看，周圍的人因為說了什么而陷入麻煩。^
^「某些組織善意地開出一份清單，提醒你在該組織內部哪些話是不能說的。不幸的是，這種清單有兩個缺點。第一個缺點是不完備，因為有些話過于驚世駭俗，開列清單者根本沒想到有人真的會說出口，所以沒有寫入清單。第二個缺點是太籠統，淸單很難真正有效實施。在一些美國大學中，校方制定了“演講規范”（speech code），禁止人們在校園公開演講中對種族、宗教、同性戀等問題發表歧視性的或者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如果嚴格按照字面含義執行這種“演講規范”，那么就連莎士比亞也無法在美國大學中發表演講了。」
當然，這里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不能說出口的話都是我們要找的答案。實際上，只有同時滿足兩個條件才行。第一個條件是，這些話不能說出口；第二個條件是，它們是正確的，或者看起來很可能正確，值得進一步討論。如果達不到第二個條件，大部分情況下你都不會有麻煩。你說2+2等于5，或者匹茲堡的市民身高三米，都不會有事的。這些明顯錯誤的言論也許會被當成笑話，或者更糟一點，被當成你發瘋的證據，但是肯定不會惹惱任何人。觸怒他人的言論是那些可能會有人相信的言論。我猜想，最令人暴跳如雷的言論，就是被認為說出了真相的言論。
如果伽利略說帕多瓦城（Padua）的人身高三米，他只會被當作一個古怪的瘋狂科學家。但是，他說地球圍繞太陽運轉，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教廷知道，這種話會讓人們開始思考。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很多這樣的例子。人們因為說真話而給自己惹來麻煩。許多的言論，今天的人們看來再平常不過，但是放在過去都是不能說的。以此推斷，未來的人們很可能會發現，他們覺得很平常的話，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都是不能說的。現在有沒有伽利略這樣的人和事？很可能是有的。
為了找出那些“不能說的話”，讓我們問自己，它們會不會是真的？OK，當你發現某些言論很可疑時，你可以這樣想，那些話聽上去真是大逆不道（或者其他類似的形容詞），但是有沒有可能是真的？這就是找出“不能說的話”的第一種方法：判斷言論的真偽。
### 異端邪說
除了真話以外，“不能說的話”還有一種可能。有些想法，純粹因為非常特別，而不能說出口。比如，某個話題極其富有爭議，不管是對是錯，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談論它。我們怎樣才能發現這種情況呢？
我們把這種不一定正確、但是極富爭議的言論稱為“異端邪說”。關注“異端邪說”，是找出“不能說的話”的第二種方法。歷史上的每一個年代，都會給“異端邪說”貼一些標簽，目的是在人們開始思考它們是否為真之前就把它們封殺。“褻瀆神明”、“冒犯圣靈”、“異端”都是西方歷史上常見的標簽，當代的標簽則是“有傷風化”、“不得體”、“破壞國家利益”等。以前時代的標簽在今天已經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殺傷力，最多只能用于諷刺。伹是在以前，它們真的有巨大的威力。
舉例來說，“失敗主義者”（defeatist）這個詞，今天看來并沒有特別的政治含義，只是指某個人比較悲觀，不相信自己會成功。但是在1917年的德國，這個詞卻是一件銳利的武器，魯登道夫將軍（Erich Luderdorff）將所有政治對手都稱為“失敗主義者”，指責他們奉行投降主義，贊成簽訂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議，從而用這個借口把他們清除出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首相丘吉爾及其支持者也廣泛使用這個詞壓制反對聲音。1940年那一年，任何反對丘吉爾對攻作戰策略的人一律被稱為“失敗主義者”。這個標簽貼得對不對？根本沒人考慮這個問題。被貼上標簽、受到打壓后，人們都噤若寒蟬了。這真是很理想的壓制反對聲音的方法。
如今，當然也有這樣的標簽，從萬金油式的“不適當”（inappropriate）到可怕的“制造分裂”（divisive），不勝枚舉。好在不管是哪個年代，分辨這樣的標簽應該是比較容易的。你只要看看人們怎么稱呼那些自己不贊成、但是又不算錯的觀點就行了。當一個政治家說自己的對手是錯的，這是直截了當的批評。但是，如果他不談論對錯，卻使用“制造分裂”或者“對種族問題不敏感”這樣的標簽攻擊對手，那么我們就應該多加注意了。所以，如何找出那些我們自以為正確卻會被未來人們恥笑的話？方法就是關注這些標簽！比如，有一個標簽叫做“性別歧視”，你問自己哪些想法屬于“性別歧視”。然后，把頭腦中跳出來的那些想法按照先后順序列出來，再逐個追問，它們真的屬于“性別歧視”嗎？
這樣的自問自答是不是太主觀了？表面上確實很主觀，但是實際上不是。因為最先從你頭腦中跳出來的想法，往往就是最困擾你、很可能為真的想法。你已經注意到它們，但還沒有認真思考過。
1989年，一些聰明的研究人員設計了一個實驗，給放射科醫生看胸部X光片，請他們判斷病人有沒有肺癌跡象。研究人員記錄了醫生檢査X光片時的眼球運動^。研究發現，即使那些醫生漏掉了一個癌癥病灶，他們的目光通常也會在那個地方停留一會。這說明他們的頭腦深處已經意識到那里有問題，但是這種深層的反應沒有上升為自覺的意識。我認為，類似的思維機制存在于每個人的頭腦中，很多看似叛逆的“異端邪說”，早就“潛伏”在我們的思維深處。如果我們暫時關閉自我審查意識，它們就會第一個浮現出來。
^「Kundel HL、Nodine CF與Knqjinski EA, "Searching for lung nodules: Visual dwell indicates locations of false-positive and false-negative decisions", Investigative Radiology, 24(1989), 472-478.」
### 時空差異
如果我們可以通曉未來，那么找出當代的那些表面上正確、實際上可笑的想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伹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幸運的是，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幾乎有同樣效果的替代方法：回顧過去。我們可以去找那些過去被認為理所當然，如今卻被認為不可思議的事情，這是用來找出我們自己正在犯下的錯誤的第三種方法。
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變化有時候代表了一種進步。在物理學領域，如果我們與前人看法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但是，物理學是一門硬科學（hardscience）^，換了其他學科，我們很快就無法確定誰對誰錯了。如果你遇到的是社會問題，請問過去的看法與現在的看法哪一個更正確？很多時候你無法回答，因為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變化往往不是因為對錯，而是因為社會觀念變了。比如，法定結婚年齡的變化。
^「在學術上，“硬科學”指的是那些嚴格精確、以事實為依據的學科，典型代表是自然科學如物理學。相對應的概念則是“軟科學”（softscience），指的是不那么嚴格精確、難以用亊實檢驗的學科，典型代表是社會科學。——譯者注」
我們可以自以為是地相信，當代人比古人更聰明、更高尚。但是，了解的歷史越多，就越明白事實并非如此。古人與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們既不是更勇敢，也不是更野蠻，而是像我們一樣通情達理的普通人。不管他們產生怎樣的想法，都是正常人產生的想法。
所以，我們就有了找出“不能說的話”的第三種方法：將當代觀念與不同時期的古代觀念diff^一下。diff得到的結果，有一些用當代標準衡量是很令人震驚的。古人認為可以說的話，我們認為是不可以說的。但是，你有把握斷言你比古人更正確嗎？
^「diff是計算機術語，最早是一個程序，用來比較同一個軟件不同版本源碼之間的差異。它會告訴你，哪些是新增的代碼，哪些是被刪的代碼。后來，這個詞還可以當動詞用。它最能確切表達此處我的意思。參見附錄a詞匯表”。」
甚至也不用參照歷史，當代世界是多種文化并存的世界。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異，各種文化的價值觀念和禁忌之處都不一樣。所以，你也可以將我們的觀念與其他文化的觀念diff—下。（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就是親自去看一看。）
你可能會因此發現互相沖突的觀點。一種文化認為，認同x觀點是駭人聽聞的，而另一種文化認為，不認同x觀點才是駭人聽聞的。不過通常來說，禁忌是單方面的。x觀點在一種文化中不允許說出口，而在其他文化中說不說都可以。我的判斷是，認為x觀點駭人聽聞的一方更可能是錯誤的一方。^
^「有些人可能因為這一段話，認為某種程度上我是一個“道德相對主義者”（moral relativist），即不相信存在客觀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道德真理。恰恰相反，我在這里的意思是，人們自以為很“客觀”，而把"主觀”（judgmental）這個詞用作壓制討論的標簽。我們試圖讓自己變得“非主觀”（non-judgmental）的種種努力，在未來人們看來，都將是我們的最滑稽可笑之處。」
有一些行為或觀點，比如謀殺，在所有年代、所有地方都受到禁止或基本禁止。我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錯誤的行為或觀點。如果某個觀點在大部分時空都是不受禁止的，只有我們這個社會才把它當作禁忌，那么很可能是我們出錯了。
舉例來說，20世紀90年代早期，“政治正確”的潮流一度登峰造極。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哈佛大學向教職員工發了一本小冊子，上面說除了其他規定以外，請盡量避免贊揚同事或學生的衣著，那樣做是不合適的。“你的襯衫很不錯”(nice shirt）這一類的話都不能說。我想，這種規定在全世界古往今來的各種文化之中是很罕見的。在別的地方，贊美他人的衣著更可能被看作是有禮貌的表現，而不是一種非禮。這個事件也許是一個較為溫和的例子，說明了1992年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存在著一種古怪的禁忌。要是未來的人們坐著時間機器碰巧在那個時間來到那里，這就是他們“不能說的話”。
^「哈佛大學所在地。——譯者注」
### 道貌岸然
當然，如果未來的人們真的坐著時間機器，回到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們可能需要一本特別的參考手冊，里面寫滿了與哈佛大學有關的事情。因為那個地方的人講究得不得了，有著許多莫名其妙的規定。那里的居民絕不容忍字母i上面少了一點，或者字母t上面少了一橫。在那里，你有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觀點正確、語法無誤的法定義務。這倒是提示了我們，還有第四種尋找“不能說的話”的方法：尋找那些一本正經的衛道者，看看他們到底在捍衛著什么。
孩子的大腦就是我們所有“不能說的話”的一面反射鏡。我們似乎認定，孩子的思想應當是光明純潔的。為了保證孩子不受外界“不良”思想的影響，我們對那些思想迸行消毒和屏蔽，把世界描述成光明的樣子，向孩子們灌輸，將他們的心靈塑造成我們想象中的樣子。^
^「這種做法使得孩子對外界充滿了困惑。為什么我看到的世界與大人們告訴我的世界差別如此之大？舉例來說，小時候，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么15世紀的葡萄牙“探險家”要沿著非洲海岸探險，而不是深入非洲內陸？長大后我才知道，葡萄牙人的真正目的是抓黑人充當奴隸，但是大人們不愿意孩子了解這些。參見De Azurara與Gomes Eannes合著的《幾內亞的發現史》（Chronicleof the Discovery of Guinea），收錄在Almeida編輯的《亨利王子的征服和發現》（Conquests and Discoveries of Henry the Navigator）—書中，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36年出版。」
小孩子說臟話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你可以從這個小小的側面來思考這個問題。我的許多朋友現在都開始為人父母了。他們一個個都變得非常小心，不在孩子面前使用“fuck”、“shit”這樣的臟話，以免孩子學會這些詞。但是，這些詞是日常語言的一部分，成年人一天到晚都在用。所以，孩子從家長那里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它們是沒人用的。為什么家長要這樣偽裝呢？因為他們覺得孩子不應該知道成年人語言的所有內容，只需知道一部分適合兒童的詞就行了。我們喜歡孩子們看上去天真無邪。^
^「很快，孩子就會從朋友那里知道這些詞。但是他們明白，不能在大人面前使用。所以，沒過多久，一切就變得有點像諷刺劇了。家長在外使用這些詞，回家后就不用。孩子在外也使用這些詞，回家后也不用。雙方見面，就像演戲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多數成年人故意讓孩子對世界有一個錯誤的認識。最鮮明的例子之一就是圣誕老人。我們覺得，小孩子相信圣誕老人，真是太可愛了。我本人其實也是這樣想。但是，捫心自問，我們向孩子灌輸圣誕老人的神話，到底是為了孩子，還是為了我們自己？
我在這里不討論這樣做是否正確。家長想要塑造孩子的心靈，把他們裝扮成可愛的小寶寶，這可能是無法避免的。我也可能這樣做。但是，就本文而言，這樣做會產生一個重要結果，那就是孩子“被迫”在一個精心設計的環境中長大。他的頭腦或多或少是純潔無暇的，一點也不知道那些“不能說的話”，從來沒有被真實的社會生活“污染”過。孩子眼里的世界是不真實的，是一個被灌輸進他們頭腦的假想世界。將來當孩子長大以后接觸社會，就會發現小時候以為真實的事情，在現實世界中是荒唐可笑的。
那些“不能說的話”就是這樣被阻止進入我們頭腦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定有一個康拉德^式的當代人物，他在非洲當雇傭兵，然后去了尼泊爾當醫生，后來又到邁阿密經營夜總會。具體干什么并不重要，反正他就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現在，我們把這個人的頭腦，與一個在美國郊區長大的、乖巧守規矩的16歲女生的頭腦，做一個比較。前者的所思所想會不會令后者驚駭不已？他知道真實世界是什么樣，而她知道的，或者至少體現在她言行上的，不過是父母精心灌輸的一個假想世界。兩者減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不能說的到底是哪些話了。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著名英國小說家。17歲就開始當水手，航海生活達20余年，到過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方，后來以寫航海小說聞名，對英國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譯者注」
### 機制
我還想到了第五種方法，可以找出“不能說的話”，那就是去觀察禁忌是如何產生的。某種道德觀念到底是怎么出現的，又是怎么被其他人接受的？如果我們能夠理解它的產生機制，可能就可以應用于我們自己的時代。
流行的道德觀念與其他普通的流行時尚的產生方式似乎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說，流行的時尚產生于某個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突發奇想，接著其他人紛紛模仿。15世紀晚期，歐洲流行一種寬頭鞋（broad-toed shoe），原因是當時的法國皇帝査理八世長了六根腳趾。20世紀20年代，著名電影明星Frank Cooper決定改名，他把Frank改成一個印第安納州工業小鎮的名字Gary，以便突出自己粗獷硬朗的鐵漢形象，結果導致這個名字風靡一時，很多父母都為兒子取名為Gary。但是，流行的道德觀念不是這樣，它們往往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被刻意創造出來的。如果有些觀點我們不能說出口，原因很可能是某些團體不允許我們說。
那些團體神經越緊張，它們所產生的禁止力量就越大。伽利略因為宣傳日心說而遭到教廷的審判，這件事諷刺的地方在于，他只是在宣傳哥白尼的觀點，而后者卻安然無恙。事實上，哥白尼不僅不反對教廷，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教士，他把自己的著作獻給教皇。不幸的是，伽利略正趕上教廷內部反對派上臺，宗教改革被壓制，任何非正統的思想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厲控制和禁止。
為了在全社會制造出一個禁忌，負責實施的團體必定既不是特別強大也不是特別弱小。如果一個團體強大到無比自信，它根本不會在乎別人的抨擊。美國人或者英國人對外國媒體的詆毀就毫不在意。但是，如果一個團體太弱小，就會無力推行禁忌。有一種行為怪癖叫做“嗜糞癥”（coprophila），它的患者人數以及影響勢力眼下似乎就不太強大，無法把自己的觀點推廣給其他人。
我猜想，道德禁忌的最大制造者是那些權力斗爭中略占上風的一方。你會發現，這一方有實力推行禁忌，同時又軟弱到需要禁忌保護自己的利益。
大多數的斗爭，不管它們實際上爭的是什么，都會以思想斗爭的形式表現出來。16世紀的英國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本質上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財富，但是卻表現為英國人要求自主的精神與羅馬教廷腐化的控制之間的斗爭。思想斗爭更容易爭取支持者。不管哪一方獲勝，他們所代表的思想也就被認為獲得了勝利，仿佛上帝通過選擇勝利的一方表示了自己的傾向。
我并不是說斗爭從來就與思想無關，而是要強調，不管實際上是否有思想斗爭，斗爭總是會以思想斗爭的形式表現出來。正如剛剛過氣的時尚并非一點兒也不時尚，失敗一方的思想其實也并非一無是處。比如希特勒就很推崇寫實派藝術（representational art），但是希特勒是失敗者，所以寫實派一直得不到認同，直到近年才開始復興。^
^「Viaweb的標志是一個紅色實心圓固，中間加上一個白色的V。我還記得，啟用這個標志后沒過多久，我就對實際效果感到非常滿意，認為紅色的圓圍是一個很有力的符號。紅色可以說是最基本的顏色，圓圈是最基本的形狀，它們的結合是如此具有視覺沖擊力。那么，為什么很少有美國公司在標志中使用紅色圓困？嗯，我知道為什么了……（譯者注：日本的國旗就是紅色圃睡，而日本在二戰中被美國擊敗。）」
雖然，流行的思想觀點與流行的服飾產生方式不盡相同，但是，它們的傳播途徑卻很相似。第一批的接受者總是帶有很強的抱負心，他們有自覺的精英意識，想把自己與普通人區分開來。當流行趨勢確立以后，第二批接受者就加入進來了，人數比上一批龐大得多，恐懼心在背后驅使著他們^。他們接受流行，不是因為想要與眾不同，而是因為害怕與眾不同。
^「帶動流行的兩種力量之中，恐懼心比抱負心有力得多。好幾次，我聽到別人在用gyp（詐騙）這個詞，我就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們，以后不能再用了，因為它是對吉普賽人（gypsy）的侮辱。但是事實上，詞典寫得很清楚，這兩個詞之間不存在詞源關系，我只是在開玩笑而已。不過，別人幾乎總是很誠惶誠恐地對待這個玩笑，立刻表現出一種懷著畏懼的服從。這就是流行的本質，衣著也好，思想也好，它使得人們沒有自信。在新事物面前，人們會感到自己錯了：這是我早就應該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如果你要尋找“不能說的話”，可以觀察流行的產生方式，試著預測它會禁止哪些話。哪一個團體勢力強大，卻又精神高度緊張？這種團體喜歡壓制什么樣的思想觀點？近來有沒有什么社會斗爭，失敗的一方是哪一方，受到他們牽連的是什么樣的思想觀點？如果一個先鋒人物想要掙脫當前的流行（比如上一代人的觀點）脫穎而出，他會支持什么樣的思想觀點？隨大流的人對什么樣的思想觀點抱有恐懼心？
這個方法的缺點是不全面，無法找出所有“不能說的話”。因為，我知道有些禁忌不是由于社會斗爭而產生的，它們深深植根于過去的歷史之中。但是，這個方法與前面四個方法結合在一起，會找出大量我們難以想象的“不能說的話”。
### 為什么這樣做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要去找出“不能說的話”？為什么要故意打探那些齷齪的、見不得人的思想觀點？你明知那里有擋住去路的石頭，為什么還要把它們翻過來看個究竟呢？
首先，我這樣做與小孩子翻石頭是出于同樣的原因：純粹的好奇心。我對任何被禁止的東西都有特別強烈的好奇心。我要親眼看一下，然后自己做決定。
其次，我這樣做是因為我不喜歡犯錯。如果像其他時代一樣，那些我們自以為正確的事情將來會被證明是荒謬可笑的，我希望自己能夠知道是哪些事情，這樣可以使我不會上當。
再次，我這樣做，是因為這是很好的腦力訓練。想要做出優秀作品，你需要一個什么問題都能思考的大腦。尤其是那些似乎不應該思考的問題，你的大腦也要養成思考它們的習慣。
優秀作品往往來自于其他人忽視的想法，而最被忽視的想法就是那些被禁止的思想觀點。舉例來說，自然選擇學說（natural selection）是一種偉大的理論。它的觀點非常簡單，你會奇怪為什么以前沒有人想到。這是因為它與傳統觀點的差異實在太明顯了，可能引發軒然大波，所以其他人不敢去想。達爾文也因此不得不非常小心，他只想當一個生物學家，不想陷入宗教爭論。
在科學領域，質疑他人的結論和公認的假設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會提供巨大的科學創造的優勢。科學家（或者至少是優秀科學家）做事的方式，準確地說，就是尋找傳統觀點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然后試著拆開那里，看個究竟，瞧瞧里面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新的理論就是這樣產生的。換言之，一個好的科學家，并不僅僅是避開傳統觀點，還要努力打破傳統觀點。科學家就是要自找麻煩。這應該是任何學者的研究方式，但是科學家似乎特別愿意一探究竟。
為什么？可能僅僅是因為科學家比其他領域的學者更聰明。如果有必要的話，大多數物理學家有能力拿到法國文學的博士學位，但是反過來就不行，很少存在法國文學的教授有能力拿到物理學的博士學位^。或者，另一種原因是，在科學中，命題的真偽更顯而易見，所以這使得科學家能夠更勇敢地質疑傳統觀點。（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因為科學命題的真偽更顯而易見，所以你想在科學界謀職，就不得不訓練自己的智力，去發現解決那些真正的問題，而不能僅僅當一個政治家，通過搞人事關系和派系斗爭立足。）
^「這句話本身就是一種明顯的本文所討論的“不能說的話”。它犯了大學中的一個大忌：評判各種學科的難易。大學校園中有一條默認的公理——各種領域的研究所要求的智力水平都是相同的。毫無疑問，這條公理確實能夠減少沖突，讓一切平穩運作。但是，如果這條公理為真，那將是多么巧合的事情啊，所有學科的難易程度居然一模一樣！而且，承認這條公理比不承認它會使得一切都方便得多！你只要想到這些，怎能不質疑它呢！尤其是當你想到，一旦接受了這條公理所產生的必然推論，就更無法不質疑它了。比如，它意味著不會出現單個學科的停滯或爆發式發展，所有學科的發展形態必須是完全同步的，因為這條公理告訴我們，各個學科面對的問題難度是一樣的！（要彌補這個推論，你真的會傷透腦筋。）此外，如果大學開設了烹飪系或運動管理系（sports management），你會怎么想？如果你接受上面的公理，那么大學到底還要開設什么系？你真的認為微分幾何和烹飪學的難度相同嗎？」
不管是哪一個原因，看來存在一個很清晰的關聯關系：智力越高的人，越愿意去思考那些驚世駭俗的思想觀點。這不僅僅因為聰明人本身很積極地尋找傳統觀念的漏洞，還因為傳統觀念對他們的束縛力很小，很容易擺脫。從他們的衣著上你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不受傳統觀念束縛的人，往往也不會穿流行的衣服。
做一個異端是有回報的，不僅是在科學領域，在任何有競爭的地方，只要你能看到別人看不到或不敢看的東西，你就有很大的優勢。眼下的美國汽車工業對于市場份額下降怨天尤人。但是，這件事再明顯不過了，任何人只要略做觀察，就能迅速說出美國汽車公司走下坡路的原因：它們生產爛車。更糟的是，長期以來，它們一直這樣做，所以現在美國車完全是在吃品牌的老本，也就是說，消費者購買凱迪拉克汽車，不是因為汽車本身，而是因為它的品牌。實際上，現在的凱迪拉克早已不是1970年時的凱迪拉克了。但是，我想沒人敢這么說^。否則，這些汽車公司早就把問題解決了。
^「在這些公司內部，類似的想法很可能被貼上“悲觀消極”、“失敗分子”這樣的標簽。優秀的決策者根本不應該在乎這些標簽，而是直接問自己、它們到底對不對？其實，一個公司是否健康運作，可以用一個指標衡量，那就是對負面評價的容忍程度。做出偉大產品的公司，自我評價往往以“批評”和“自嘲”為主，而不是以“肯定”和“表揚”為主。我認識的杰出成就人士都認為自己做得不好，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為其他人做得更差。」
訓練自己去想那些不能想的事情，你獲得的好處會超過所得到的想法本身。這就像田徑比賽之前要傲一些伸展運動，把肢體活動開。你要把身體伸展到極限，遠超過跑步所需要的那種程度，這樣一來，比賽的時候才能跑得更快。同樣，如果你能“遠遠地”跳出傳統思維，提出讓別人一聽就腦袋轟一聲炸開的驚人觀點，那么你就在“小小地”跳出傳統思維方面不會有任何困難。要知道，人們把后面的這種情況稱為“創新”。
### 守口如瓶
一旦發現了“不能說的話”，下一步怎么辦？我的建議就是別說，至少也要挑選合適的場合再說，只打那些值得打的仗。
假設未來的某一天，世界上爆發了一場運動，黃顏色被禁止了。任何東西都不得涂成黃色，違者就是“黃色分子”（yellowist），以破壞社會穩定罪論處。橙色可以容忍，但也很可疑。有一天，你終于覺醒了，意識到錯的不是黃顏色，而是這個社會。如果公開這樣說，就會被打成“黃色分子”，無數正義人士義憤填膺，對你口誅筆伐。如果你以此作為人生目的，一定要為黃顏色平反昭雪，現在的局面可能正中你下懷。但是，如果你的興趣主要是別的事情，變成他人眼里的“黃色分子”對你是極大的干擾。與笨蛋辯論，你也會變成笨蛋。
這時你要明白，自由思考比暢所欲言更重要。如果你感到一定要跟那些人辯個明自，絕不咽下這口氣，一定要把話說清楚，結果很可能是從此你再也無法自由理性地思考了。我認為這樣傲不可取，更好的方法是在思想和言論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線。在心里無所不想，但是不一定要說出來。我就鼓勵自己在心里默默思考那些最無法無天的想法。你的思想是一個地下組織，絕不要把那里發生的事情一股腦說給外人聽。“格斗俱樂部”的第一條規則，就是不要提到格斗俱樂部^。
^「《格斗俱樂部》（Fight Club）是1999年的美國電影，講述了一個地下組織發起人的故亊。在電影中，加入“格斗俱樂部”的第一條規則就是不得談論格斗俱樂部。——譯者注」
1638年，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準備第一次訪問意大利。曾經擔任英國駐威尼斯大使的沃頓爵士（Hemy Wootton）告訴彌爾頓要記住一句座右銘“i pensieri stretti & il viso sciolto”。字面意思是“守口如瓶，笑臉相迎”，也就是說，你要對每一個人微笑，但是不要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這是很明智的建議。因為彌爾頓是一個喜歡爭論、好打嘴仗的人，而當時羅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強勢，所以沃頓爵士才會這樣建議他。需要記住的是，彌爾頓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并沒有本質不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忌諱，如果你觸犯它們，就算沒有坐牢，至少也會為自己惹來麻煩，干擾了正常生活。
我承認，“守口如瓶”看上去是一種怯儒的行為。每當我讀到山達基教會（Scientology）的信徒對批評者騷擾不斷^，或者抗議以色列侵犯人權的人士被貼上“反猶太人”的標簽^^，或者研究人員受到DMCA^^^訴訟威脅^^^^，我內心就有一個聲音在高喊：“好吧，你們這些混蛋，讓我們來說清楚。”可是問題在于，“不能說的話”太多了，如果口無遮欄，你就沒時間做正事了。為了與他人論戰，你不得不變成一個語言學家，比如諾姆·喬姆斯基^^^^^。
^「Richard Behar, "The Thriving Cult of Greed and Power", Time, 1991年5月6日。」
^^「Patrick Healy, "Summers hits 'anti-Semitic' actions", Boston Globe, 2002年9月20日。」
^^^「DMCA指美國的《數字千禧年版權法》（Digital MillenniumCopyrightAct），該法律主要保護版權作品的互聯網傳播權。DMCA規定，如果某個網站侵犯了你的版權，你可以向網站所有者或者主機服務商發出通知，要求撤下侵權內容，這個通知就叫做“DMCA通知”。如果對方沒有及時采取行動，你就可以把它告上法庭。——譯者注」
^^^^「"Tinkerers champion", The Economist, 2002年6月20日。」
^^^^^「我這里不是指你一定要持有諾姆·喬姆斯基的觀點，而是指你不得不變成一個專業的辯論者（controversialist）。如果說了“不能說的話”，你就同時得罪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兩派都會與你辯論。好比回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你同時得罪了輝格黨和托利黨，那么你的一張嘴怎么能是兩大黨派的對手呢？（編者注：諾姆·喬姆斯基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和哲學教授。）」
“守口如瓶”的真正缺點在于，你從此無法享受討論帶來的好處了。討論一個觀點會產生更多的觀點，不討論就什么觀點也沒有。所以，如果可能的話，你最好找一些信得過的知己，只與他們暢所欲言、無所不談。這樣不僅可以獲得新觀點，還可以用來選擇朋友。能夠一起談論“異端邪說”并且不會因此氣急敗壞的人，就是你最應該認識的朋友。
### 笑臉相迎？
你的策略，簡單說，就是不贊同這個時代的任何一種歇斯底里，但是又不明確告訴別人到底不贊同哪一種歇斯底里。狂熱分子試圖引誘你說出來真心話，但是你可以不回答。如杲他們不放手，一定要你回答“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我們”，你不妨以不變應萬變：“我既不反對也不贊成。”
不過，更好的回答是“我還沒想好”。哈佛大學校長拉里·撒墨爾斯（Larry Summers）被逼表態時，就是這樣說的^。他后來解釋說：“別想在我身上做石蕊試驗^^。”人們喜歡討論的許多問題實際上都是很復雜的，馬上說出你的想法對你并沒有什么好處。
^「James Traub, "HarvardRadica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03年8月24日。」
^^「石蕊是一種化學液體，遇到酸性物質時變紅，遇到堿性物質時變藍。所以，石蕊試驗通常用來判斷某種物質的酸堿性。——譯者注」
假設社會上充斥著反對“黃色分子”的人，他們只要看誰不順眼，就大肆攻擊。你看不下去，準備出手反擊。這時，有幾種方法可以使你免于被貼上“黃色分子”的標簽。你可以參考戰爭史上的局部戰爭案例，避免正面對抗敵人的大部隊，只打一些小規模的局部戰爭。比如，從遠處用弓箭騷擾他們就是很好的方法。
具體來說，一種方法就是逐步把辯論提升到一個抽象的層次。假定總的來說，你反對言論審查制度。公開質疑的時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提到具體的被審査的電影或者書籍。否則，對手就會一把抓住那部電影或那本書籍，聲稱你支持的其實不是言論自由，而是那些被審查的內容。你不要直接攻擊某個標簽，而要攻擊它的“元標簽”（meta-label）。所謂“元標簽”，就是對某個標簽的抽象描述。如果人們開始討論元標簽，那么原來的標簽反而不會受到注意了。舉例來說，“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是一個“元標簽”，是許多特定現象的總稱。這個詞現在被廣泛使用，其實這恰恰意味著“政治正確”的時代正在開始消亡，因為它使得你可以從總體上攻擊這個現象，而不會受到指控，不會被說成支持某一種特定的“政治不正確”現象。
另一種反擊的方法就是使用隱喻（metaphor）。20世紀50年代，美國眾議院的“非美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遏制共產主義為名，大肆迫害文藝界和政治界的進步人士。劇作家阿瑟·米勒創作了戲劇《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進行反擊。雖然在戲中他一句也沒有提到“非美委員會”，但是觀眾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諷刺現實，將搜捕共產黨間諜比喻為莫須有的捉女巫。“非美委員會”根本無法做出回應，你總不能為審判女巫辯護吧？阿瑟·米勒的隱喻太貼切了，直到今天，“非美委員會”的行為還經常被描述為“搜捕女巫”（witch-hunt）。
^「《薩勒姆的女巫》是阿瑟·米勒1953年的作品，講述了1692年的北美馬薩諸塞州薩勒姆小鎮，出現了對于女巫的恐慌，從而進行了一場荒誕殘醅的審判。許多善良的人由于他人的陷害和莫須有的罪名被誣陷入獄，在法庭上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和威脅，不得不違心地承認自己有罪。阿瑟·米勒通過這部作品，影射當時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者”對進步人士的迫害，就像歷史上對女巫的審判一樣荒唐。——譯者注」
所有反擊方法之中，最好的一種可能就是幽默。狂熱分子都有一個共同點：缺乏幽默感。他們無法平靜地對待笑話。在幽默王國中，他們悶悶不樂，就像滿身笨重盔甲的騎士走進了溜冰場，無所適從。一個現實的例子就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人講究宮廷禮儀，迂腐守舊，人們把這當作笑話看待，結果它好像就真的被笑話擊垮了。它在當代的化身“政治正確”也將得到同樣的命運。“我很高興自己寫了《薩勒姆的女巫》，”阿瑟·米勒寫道，“但是回想起來，我常常希望自己有那種氣質，寫一出反映當時情況的荒誕喜劇。”^
^「Arthur Miller, The Crucible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Methuen, 2000年。」
### 永遠質疑
一個荷蘭朋友建議我，把荷蘭作為具有寬容精神的社會的例子。沒錯，歷史上，荷蘭人確實長期具有相對開放的思想。幾個世紀以來，這個地勢低洼的歐洲國家一直是言論相對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放心說出其他地方不能說的話。這幫助它成為學術和工業的中心。（言論自由與這兩者緊密結合的歷史，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還要長。）哲學家笛卡兒雖然被認為是法國人，但是他的思想大部分是在荷蘭境內形成的。
但是，我還是懷疑。荷蘭這個國家到處都是法規和管制，有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是明確禁止的。在這種情況下，你真的可以暢所欲言嗎？
荷蘭人認為自己思想開放，但是這種想法本身卻什么也證明不了。有誰認為自己的思想不開放？美國郊區的中產階級白人家庭普遍家教嚴格，限制孩子與外界多接觸，可是在那里長大的女孩子也認為自己思想開放呢。不管問誰，人們都會說同樣的話：“我們心態很開放，愿意接受新思想。”但是實際上，人們腦子里有一根界線，早就認準了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換言之，在他們看來，所有觀點都是可以討論的，除了那些錯的觀點。如果你的數學不好，那么你自己會知道，因為考試的時候你得不出正確答案。但是，如果你的思想很保守，你自己不會知道，而且你很可能還會持有相反的看法。請記住，所謂“流行”（傳統觀念也是一種流行），本質上就是自己看不見自己的樣子。否則就不會有流行了。對于那些被流行抓住的人，流行就不再是流行，而是應該要做的正確事情。只有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觀察到人們觀念的變化，發現流行（也就是人們自以為正確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有些地方的人表面上不說你的觀點是錯的，而是使用更婉轉的中性詞來表達自己的判斷，比如“負面的（觀點）”或者“有破壞作用的（現點）”。」
時間就是一種產生距離的簡單方法。實際上，新的流行讓舊的流行更容易被觀察到，因為對比之下，舊的流行會顯得很荒唐。從鐘擺波動的一端望去，上一個周期的端點就顯得特別遙遠。
不過，想要擺脫你自己的時代的流行，需要一點自覺。沒有了時間所產生的距離，你不得不自已創造距離。你不要讓自己成為人群的一分子，而要盡可能地遠離人群，觀察正在發生的事情，特別注意那些被壓制的思想觀點。比如，有些軟件提供“互聯網過濾”功能（Web filter），防止孩子和雇員看到色情的、暴力的、宣揚仇恨的網站。什么才算是色情和暴力？什么叫做“宣揚仇恨”？這種功能聽上去很像出自小說《1984》^。
^「《1984》是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成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代表作。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以辛辣的筆觸批判了極權主義，諷刺了泯滅入性的追遂權力的人。——編者注」
各種各樣的標簽可能是外部線索的最大來源，幫助你發現這個時代流行的是什么。如果一個命題是錯的，這就是它所能得到的最壞評價，足夠批判它了，根本不用再加上任何其他標簽。伹是，如果一個命題不是錯的，卻被加上各種標簽，進行壓制和批判，那就有問題。因為只要不是錯的觀點，就不應該被壓制討論。所以每當你看到有些話被攻擊為出自XX分子或XX主義，這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背后有問題。不管在1630年還是在2030年，都是如此。當你聽到有人在用這樣的標簽，就要問為什么。
如果你發現自己也在用這些標簽，那就更要問為什么。你不僅要遠距離觀察人群，更要遠距離觀察你自己。順便提一句，這可不是激進的想法，兒童和成年人的主要差別就在這里。兒童精疲力竭時，可能會大發脾氣，因為他不知道為了什么；成年人則會了解是個人的身體狀況問題，與外界無關，說一句“沒關系，我只是累了”。我想，通過類似的機制，一個人完全可以識別和抵制外界流行的道德觀念，把它們與內心世界相分離。
如果你想要清晰地思考，就必須遠離人群。但是走得越遠，你的處境就會越困難，受到的阻力也會越大，因為你沒有迎合社會習俗，而是一步步地與它背道而馳。小時候，每個人都會鼓勵你不斷成長，變成一個心智成熟、不再耍小孩子脾氣的人。但是，很少有人鼓勵你繼續成長，變成一個懷疑和抵制社會錯誤潮流的人。
如果自己就是潮水的一部分，怎么能看見潮流的方向呢？你只能永遠保持質疑。問自己，什么話是我不能說的？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