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關注貧富分化
當人們非常想把某件事做好的時候，有些人會做得比其他人好得多。達·芬奇的作品就比博格寧等同時代二流畫家的作品優秀很多。同樣的差距也存在于偵探小說家身上，雷蒙德·錢德勒的作品就比普通作家的作品好得多。頂級的國際象棋大師與普通的象棋俱樂部成員下一萬盤棋，一盤都不會輸。
與下棋、畫畫、寫小說一樣，賺錢也是一種專門的技能。但是，出于某種原因，我們以完全不同的態度對待這種技能。如果某些人善于下棋或寫小說，沒有人會有意見；伹是，如果某些人善與賺錢，報紙上就會有社論出來說這是不對的。
為什么？賺錢看上去與其他技能沒有本質不同，為什么人們的反應如此強烈？
我認為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對賺錢另眼相看。第一，我們從小被誤導的對財富的看法；第二，歷史上積累財富的方式大多名聲不好；第三，擔心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社會產生不利影響。就我所知，第一點是錯的，第二點已經過時了，第三點通不過現實的檢驗。有沒有可能，在現代社會中，收入差距拉大實際上是一種健康的信號？
### 財富的老爹模式
五歲時，我不知道電力是電廠生產的，以為插座就是發電的地方。同樣，很多孩子以為財富是直接從父母口袋里流出來的，不知道財富是創造出來的。
由于孩子們接觸到錢的方式就是這樣的，他們往往會誤解財富，把財富與錢混為一談。他們認為財富的總量是不變的，某個權威負責分配財富（所以理應平均分配），沒有意識到財富是創造出來（而且創造得不太均等）。
事實上，財富與金錢是兩個概念。金錢只是用來交易財富的一種手段，財富才是有價值的東西，我們購買的商品和服務都屬于財富。你到海外旅行時，不用看當地人的銀行賬戶就會知道你來到的是富國還是窮國。你只要看看他們的財富就行了：建筑、街道、服裝、健康狀況等。
財富從何而來？人類創造出來的。回到農業時代，這個概念就更容易理解。那時大多數人都務農，許多東西都需要自己生產出來。房屋、牲畜、谷倉等都是每個家庭自己生產出來的。這就很明顯地說明，財富總量不是固定不變的，不像大餅那樣會被分光。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財富，自己生產就可以了。
這在今天的社會也成立，雖然已經很少有人直接創造財富供自己使用了（少量的家務活除外）。我們大多數人都在為其他人創造財富，然后用創造出來的財富交換金錢，再用金錢交換我們需要的另一種財富^。
^「為什么財富的分配問題引起這么多爭論？部分原因是反對聲最大的人當中，很多人都少有創造財富的經驗：大學生、繼承人、教授、政客、新聞記者。（如果你在酒吧里聽過大家議論體育賽事，你一定很熟悉這種現象。）
大學生往往依靠父母的資助，還沒有想過父母的錢是從哪里來的；繼承人靠著他人遺產過活；教授與政客距離創造財富最遠，不管是否努力工作，得到的報酬都差不多，新聞記者部分由于他們的專業守則，必須與本行業產生收入的那部分——廣告銷售部——保持隔離。所有這些人中，有許多人從來沒有直面過這個事實，那就是他們拿到手的金錢，都來自別人先前創造出來的財富（新聞記者除外，他們的工作是創造財富的，但是不直接用財富交換金錢）。在這些人的世界中，收入是由某個外部權威根據某種看似公平的抽象原則（對于繼承人來說則是隨機原則）進行分配，不是來自與他人交換別人需要的東西。所以，在這些人看來，真實世界的其他部分不采用同樣的分配方式就是不公平的事情。
（某些教授確實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但是他們拿到的工資卻不是對此的回報，更像是對他們的投資。）」
孩子沒有能力創造財富，他們享有的一切都來自別人無償的給予。既然得到財富不要求對應的付出，那么它當然應該平均分配^。大多數家庭都是這樣，如果兄弟姐姝中有人多得到了一份，其他孩子就會喊：“不公平！”
^「如果你了解英國社會主義團體“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起源，你會覺得他們的想法好像是英王愛德華時代（1901～1910）的兒童讀物《淘氣鬼行善記》（The Wouldbegoods，作者Edith Nesbit）的小主人公想出來的，雖然看上去很無私高尚，但實際上非常天真幼稚。」
進入社會以后，你不能總是靠父母養活。如果你需要什么東西，要么你自己做出來，要么做其他東西與需要的人交換金錢，再用金錢去買你想要的東西。在真實世界中，財富是你必須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小偷和投機者除外），而不是等著老爹買給你。由于每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和欲望強烈程度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創造財富的數量很不平等。
你做別人需要的東西或事情，然后得到報酬。有些人報酬較高，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做得更好。大明星要比普通演員多賺許多錢，普通演員可能也有大明星的實力，但是人們在電影院選擇看什么電影時總是被大明星吸引過去。
當然，做出人們需要的東西并不是賺錢的唯一方法。搶銀行、索賄、壟斷市場也能搞到錢，并且是某些富豪最大的財富來源，但是這些手段不能代表財富的全部，更不是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每個人的技能不同，導致收入不同，這才是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正如邏輯學的“奧卡姆剃刀”原則所說，簡單的解釋就是最好的解釋。
在美國，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CEO的收入大概是普通人的100倍^。職業棒球選手的年收入是普通人的72倍，職業籃球選手的年收入則是普通人的128倍。報紙的社論用恐怖的語調引用這樣的統計數據。但是我覺得，想象一個人的產出是另一個人的100倍是一件毫無困難的事情。在古羅馬時代，根據奴隸的技能不同，他們的價格會相差50倍^^。上述收入差距還沒有考慮激勵因素或者現代科技帶給你的生產力放大效應。
^「根據Corporate Library的一項研究，2002年標準普爾500公司中，CEO總收入的中位數是365萬美元（包括薪水、獎金、獎勵的股票、執行后的股票期權）。根據《體育畫報》的統計，2002至2003賽季NBA籃球選手的平均薪水是454萬美元，2003賽季大聯盟棒球選手的平均薪水是256萬美元。根據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02年美國人的平均工資是35560美元。」
^^「在古羅馬帝國的早期，一個普通成年男性奴隸的價格大約是2000賽斯特斯銀幣（參見Horace，Sat.ii.7.43），一個女仆的價格是600銀幣（參見Martial vi.66），而一個熟練園丁的價格是8000銀幣（參見Columella iii.3.8〉。一位醫生（P.Decimus Eros Merula）為了換取他的自由，付出了5萬銀幣（參見Dessau，Inscriptiones 7812）。一位詩人（Calvisius Sabinus）出了10萬銀幣購買懂得希臘文學的奴隸（參見Seneca，Ep.xxvii.7）。普林尼報告，在他的時代，奴隸的最高價格是70萬銀幣，這位奴隸是語言學家（可能也是教師）Daphnis（參見Pliny，Hist.Nat.vii.39），但是這個價格后來被贖買自由的演員奴隸超越了。古希臘也出現了類似的價格分化。一個普通勞工的價格大約是125到150德拉克馬銀幣，但是價格波動范圍從50到6000銀幣（能夠管理銀礦的勞工）不等（參見Xeaophon Mern.ii.5）。更多關于古代奴隸制的經濟學研究參見Jones A.H.M.所著的“Slavery in the Ancient World”一文，發表于1956年的雜志的第185~199頁。」
那些專門把運動員和CEO的收入拿出來說事的社論讓我想到了中世紀的基督教教士。他們寧愿高談闊論地球是不是圓的，也不愿親自研究一下現實中的證據^。一個人的工作具有多少價值不是由政府決定的，而是由市場決定的。
^「古希臘數學家埃拉托塞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6——前195）通過測量不同地點建筑物的陰影長度，估算出了地球周長。他的結果只比正確值小了約2%。」
“他一個人的價值真的等于我們100個人的價值嗎？”社論作者這樣問道。回答取決于你怎么定義“價值”。如果你同意“價值”可以定義為實現自身技能而得到的報酬，那么回答顯然就是“對的”。
確實有一些CEO的收入太高，不合理，但是有沒有CEO的收入不足以體現他所創造的財富的呢？喬布斯就是這樣的例子。他拯救了瀕臨崩潰的蘋果公司，扭轉了危機，削減了成本，成功決策了下一代產品，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些事情。他的收入就低于他的工作所創造的價值。如果我們不考慮CEO的例子，只說職業籃球運動員的收入，那么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論，大家都會同意，籃球運動員的身價反映了市場供需狀況，并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眼看上去，你可能會覺得難以接受，人與人之間創造財富能力的差別真的會這么巨大嗎？理解這一點的關鍵就在于重新思考我們上面提過的那個問題，他一個人的價值真的等于我們100個人的價值嗎？你想一想，一個籃球隊會同意用一個運動員交換100個普通人嗎？如果蘋果公司不是由喬布斯掌管，而是由一個100人組成的委員會掌管，那么這家公司的下一代產品會是什么樣^？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并不是那么穩定的線性關系。也許CEO和運動員的技能和決心只比普通人高出10倍（倍數不重要），但是人與人之間就是存在著重大差別。
^「我來告訴你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籃球隊不會同意用運動員交換普通人，而蘋果公司推出的產品就是Windows那個樣。」
當我們說一些工作報酬過高，另一些工作報酬過低，我們的真實想法到底是什么？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價格由買家的需求決定。如果人們喜歡棒球甚于喜歡詩歌，那么棒球運動員的收入就是要比詩人的收入高。如果說某種工作的報酬過低，那就相當于說人們的需求不正確。當然，人們確實會需求不正確的東西。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你不覺得聲稱某種工作報酬過低的說法更奇怪嗎^？如果你覺得由于人們的需求不正確，導致某些工作的報酬過低而且不公平，那么這個世界一定會讓你感到非常遺憾，人們就是喜歡看電視真人秀，而不是莎士比亞作品，人們就是喜歡吃玉米熱狗，而不是水煮蔬菜，這是不是很不公平呀？要是你覺得不公平的話，那你就同把藍顏色說成最漂亮的顏色、把方的說成圓的那樣蠻不講理。
^「我們把由父母供給收入的模式稱為“老爹模式”。這個模式與真實世界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對勤奮工作的評價不同。在老爹模式中，勤奮工作本身就是值得的，老爹會感到很高興。但是在現實中，財富是用工作成果衡量的，而不是用它花費的成本衡量的。如果我用牙刷油漆房屋，屋主也不會付給我額外工資的。
所以，對于那些仍然處于“老爹模式”的人來說，看到有人勤奮工作卻沒有得到很多報酬就會感到不公平。為了破除這種迷思，讓我們假設有一個工人，他單獨一人在荒島上打獵和采集水果。如果他的能力不足，就常勤奮地工作，最后也不會得到很多食物。這是不公平嗎？又是誰對他不公平呢？」
“不公平”這三個字就是“老爹模式”的獨門標志。為什么別的情況下人們不會想到這三個字？因為要是你現在還處于“老爹模式”，認為財富就是從某個口子流出來、被大家分享的東西，而不是來源于滿足他人的需求的創造活動，那么當你注意到有些人賺錢比其他人多得多時，你就會不偏不倚地得出“不公平”這個結論。
當我們討論“收入分配不公平”時，我們還要問問收入從何而來，收入背后的財富到底是誰生產出來的^。如果收入完全根據個人創造的財富數量而分配，那么結果可能是不平均的，但是很難說是不公平的。
^「有那么多人相信“老爹模式”，部分原因是“分配”（distribution）這個詞有雙重含義。經濟學家談論“收入分配”（distribution of income）時，他們實際上指的是統計學上的收入分布。但是，如果你經常使用這個詞，你會情不自禁將它與另一個意思聯系起來（比如救濟金的分配），因此下意識地就把財富看作從某個大水源流出來的東西。稅收上，有一種稅叫做“遞減稅”（regressive tax），其中“遞減”（regressive）這個詞也有類似的效果，至少我就是這樣認為，一件東西是“遞減”的，那么它怎么可能是好的呢？」
### 偷竊
很多人對貧富分化不滿意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在大部分的人類歷史中，積累財富最常見的方法其實是偷竊。游牧社會是偷別人的牲口，農業社會是征稅（和平時期）和直接掠奪（戰爭時期）。
在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將失敗的一方的財產全部占為己有。1060年，征服者威廉占領英格蘭，將當地貴族的財產全部分給他的隨從，這是戰爭導致財富分配變化的一個例子。1530年，亨利八世將修道院的財產分給大臣^，這是政治斗爭導致財富分配變化的一個例子。不管是戰爭還是政治斗爭，本質上都屬于偷竊。
^「根據歷史記載，“自從年輕的亨利八世登基，魯斯勛爵（Thomas Lord Roos）就忠心耿耿地服侍左右，很快得到了回報。1525年，他被冊封為嘉德騎士（Knight of the Garter），拉特蘭（Rutland）成為他的領地。1530年后，他支持與羅馬教廷對杭，積極鎮壓民間的宗教反抗，并且投票支持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審判皇后，將其處以死刑，這使得他成為接管修道院財產的有力候選人。”參見Lawrence Stone所著的Famliy and Fortune: Studies in Aristocratic Fina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一書第166頁（197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控制程度更高的社會，統治者和官僚階層用稅收代替直接充公。但是，根本的一點并沒有變，那就是致富的方法不是創造財富，而是以統治者的強權進行搜刮掠奪。
隨著歐洲中產階級的崛起，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按照我們現在的理解，中產階級就是既不富裕也不貧窮的那部分人，但是在中世紀，中產階級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團體。封建社會只有兩個階級：貴族與農奴（為貴族服務的人）。中產階級是一個新的第三類團體，他們出現在城鎮中，以制造業和貿易為生。
從公元10世紀和11世紀開始，小貴族和獲得自由的農奴聚集在城鎮中，遂漸形成了與封建領主對抗的強大力量^。中產階級主要通過創造財富謀生，這一點與農奴相同。（在熱那亞和比薩這樣的港口城市，中產階級也會包括海盜。）伹是，與農奴不同的是，中產階級有強烈動機大量創造財富。農奴創造的所有財富都屬于他的主人，所以大量創造財富對農奴來說意義不大。城鎮的出現使得那里的人們可以獨立生活，保住自己創造出來的財富。
^「考古學證明確實存在大型的聚居地，但是當時的日常生活情況還是很難判斷。參見Richard Hodges和Whitehouse David所著的Mohammed，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書（1983年由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且通過創造財富而使致富成為可能，社會從整體上就會快速地變得更富有。中世紀人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幾乎都是由中產階級生產出來的。工業革命后，其他兩個階級實際上消失了，他們的名稱被用來指中產階級的兩端。（根據原始定義，比爾·蓋茨不是富豪階層，而是中產階級。）
但是，創造財富真正取代掠奪和貪污成為致富的最佳方式，并不是發生在中世紀，而是發生在工業革命時代。至少在英國，當更快的致富方式出現后，貪污才逐漸不流行了（事實上，貪污從那時開始才被叫做“墮落”^）。
^「“貪污”和“墮落”在英語中是同一個詞：corruption。——譯者注」
17世紀的英國很像今天的第三世界，當官是公認的發財職業。那個年代要賺大錢仍然主要通過貪污，而不是經商^。到了19世紀，情況就變了，雖然存在大量貪污受賄（今天依然如此），但是政府遂漸被一些將良心和名譽看得比金錢更重要的人所控制。技術的發展使得通過創造而積累財富的速度第一次有可能超過通過偷竊而積累財富的速度。19世紀典型的富人不是宮廷朝臣，而是實業家。
^「16世紀的英國，權力最大的大臣分別是William Cecil和他兒子Robert Cecil。兩人都利用職權獲取了大財富，成為當時最富有的人。Robert Cecil收受賄賂都到了叛國的地步。“身為國務卿和詹姆斯一世主要的外交政策顧問，他收受了很多好處。荷蘭人向他大量行賄，要求英國不要與西班牙媾和，而西班牙人也向他大量行賄，要求英國與其簽訂和約。”」
中產階級的出現使得財富總量不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值，財富的分配也不再是一種零和游戲。蘋果公司的兩個創始人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沒有使得他人變得更貧窮就賺到了錢。事實上，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使得人類的物質生活變得更富有。他們只能這樣做，否則不會有人付錢給他們的。
即使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但是由于人類歷史上主要的致富方式長期以來都是偷竊，所以我們依然對有錢人抱有一種懷疑態度。理想主義的大學生從小受到歷史上知名作家的影響，長大后不知不覺保留了孩提時對財富的看法。這是一個雙重誤解的例子，就是對一個已經過時的情況持有錯誤的看法。
巴爾扎克說過：“每一筆巨大財富的背后，都隱藏著罪行。”這句話被廣泛引用，但是他其實說的是另一個意思，如果巨大財富沒有明顯的來源，那可能就來源于精心安排的犯罪活動，由于掩蓋得太好，使得罪行被人遺忘了。如果我們正在談論11世紀的歐洲，那么這樣的誤讀反而是正確的。但是，巴爾扎克生活在19世紀的法國，那里的工業革命當時已經很發達了。巴爾扎克很清楚，你不用偷竊也可以發財。起碼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寫出受歡迎的小說，從而賺到了錢^。
^「雖然巴爾扎克從寫作上賺到了很多錢，但他是出了名的揮霍無度，終生都受到債務困擾。」
### 技術的杠桿效應
技術的發展是否加劇了貧富分化？首先，技術肯定加劇了有技術者與無技術者之間的生產效率差異，畢竟這就是技術進步的目的。一個勤勞的農民使用拖拉機比使用馬可以多耕六倍的田。但是，前提條件是他必須掌握如何使用新技術。
我自己就親眼目睹過技術的這種杠桿效應不斷擴大。高中時，我通過割草和在冰激淋店當服務員賺錢，它們是我能找到的僅有的工作。現在的高中生可以通過開發軟件或制作網站賺錢。不過，只有少數高中生具備這種能力，其余的人還是只能去冰激淋店當服務員。
我清楚地記得，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在1985年終于可以擁有一臺自己的電腦了。只過了幾個月，我就開始接一些編程的零活賺錢了。1985年之前我就做不到這一點，那時也沒有自由程序員這種工作。但是，蘋果公司推出了強大而且便宜的個人電腦，使得一切成為可能，這本身就是在創造財富。程序員馬上接了上去，使用蘋果公司的產品，再去創造更多的財富。
正如這個例子所反映的，技術對生產效率的提高不是線性的，而可能是多項式形態（polynomial）的。所以，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應該會看到個人生產效率總是保持增長。這種增長會使得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嗎？這取決于你指的是什么“差距”。
技術應該會引起收入差距的擴大，但是似乎能縮小其他差距。一百年前，富人過著與普通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們住在大房子里，有許多仆人服侍，穿著華麗但是不舒適的服裝，乘著馬車旅行（因此還有馬廄和馬夫）。現在，由于技術的發展，富人的生活與普通人的差距縮小了。
汽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富人不購買普通汽車，而是購買全手工制作、售價高達幾十萬美元一輛的豪華車，對他反而不利。因為對于汽車公司來說，生產那些銷量很大的普通汽車要比生產那些銷量很小的豪華車更有利可圖，所以汽車公司會在普通車輛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資金，進行設計和制造。如果你購買專為你一個人定制的汽車，質量反而不可靠，某個部件肯定會出問題。這樣做的唯一意義就是告訴別人你有能力這樣做。
再來看手表的例子。50年前，花巨資購買一塊名表真的是很有面子的事情。那時的手表都是機械表，價格越貴，走時越準。現在不是這樣了，石英表發明了，一塊普通的石英表反而比幾十萬美元的名牌機械表走時更準^。說實話，就像汽車的例子一樣，如果你一定要把錢花在手表上，結果只能給你帶來更多麻煩：除了時間精度下降以外，機械表還必須上發條。
^「一塊普通的石英表，每天的誤差大約是0.5秒。走時最準的百達斐麗牌機械表，每天的誤差是-1.5秒到+2秒，零售價是22萬美元。」
技術無法使其變得更便宜的唯一東西，就是品牌。這正是為什么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地聽到品牌的原因。富人與窮人之間生活差異的鴻溝正在縮小，品牌是這種差距的遺留物。但是，品牌只是商品的標簽，即使買不起名牌，至少你還可以買普通牌子，這總比根本無法消費這一種商品要好得多。1900年，只要你有一輛馬車，你就是富人，根本沒人問你馬車的牌子。沒有馬車的人就是窮人，只能擠公共交通或者步行。今天，即使最窮的美國人也有自己的汽車，那么廠商只好通過廣告訓練我們識別品牌，以便我們能夠識別哪些汽車特別昂貴^。
^「產于1989年、保存狀況良好的林肯牌加長型禮車，現價大約是5000美元。產于2004年的奔馳S600轎車的價格是12.2萬美元。如果要一個生活在20世紀初的普通人分辨哪一輛車價格更貴，他大概會猜錯。」
這種變化模式不斷在一個又一個的行業重現。只要存在對某種商品的需求，技術就會發揮作用，將這種商品的價格變得很低，從而可以大量銷售^。一旦產品能夠流水線生產，即使質量沒有改進，至少也會更便于使用。富人最喜歡的就是那些方便易用的產品。我認識的富人朋友，與其他朋友相比，開著同樣的車，穿著同樣的衣服，使用同樣的家具，吃著同樣的食品。雖然他們的房子是在不一樣的地方，或者即使與普通人在同一個社區，面積也要大得多，但是他們的生活確實與普通人是一樣的。房子的建造方法也是一樣，屋里的東西也基本接近。擁有定制的昂貴商品反而不方便。
^「如果想要真正地對收入加以考察，你必須使用“真實收入”的概念（以購買力衡量的收入），而不是使用“名義收入”的概念（以貨幣衡量的收入）。但是，計算“真實收入”的常用方法忽略了大部分隨著時間增長的財富，因為“真實收入”要用消費者物價指數才能算出來，但是消費者物價指數是根據一系列祥本商品的價格計算的，本身就不具有全面的精確性，而且新發明產品的價格沒有計算在內。（只有當新發明產品成為價格穩定的常用物品后，才會計算在內。）
所以，就算我們認定有了抗生素、飛機旅行、電力系統以后，人類的生活大大改善，真實收入的計算方法卻說我們的生活只有輕微的改善。
衡量收入變化的另一種方法就是，問如果你乘坐時間機器回到過去，你需要花多少錢購買同樣的東西。舉例來說，假定你回到1970年，你會發現今天價格不到500美元的CPU處理能力在那時至少價值1.5億美元。這種價格的衰變隨著時間流逝很快就會接近于零，因為一百年后，你今天需要的所有東西后人都不會想要。相反，如果你把今天可樂飲料的寶特瓶拿回到1800年，它會被認為是精美的工藝品。」
富人日常做的事情也和普通人差不多。無所事事的閑適生活早就成為罕見情況了。如今，確實有很多人非常有錢，完全不必再去工作，他們之所以還在工作，不是因為感到社會壓力，而是因為無所事事使人感到孤獨和消沉。
今天的社會身份（social distinction）差異也要比100年前來得小。
那時的小說和講解禮儀的手冊在今天讀起來好像是在說陌生的部落社會。Beeton夫人出版于1880年的《家務手冊》（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這樣寫道：“至于說到朋友之間的友誼……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承擔家庭生活的責任，女主人可能必須放棄一些她早年認識的朋友。”一個女人嫁給了有錢人，就被認為應該放棄那些沒錢的朋友。要是你今天這樣做的話，別人會覺得你的行為很野蠻，而且你也會讓自己過上一種乏味無趣的生活。今天的人們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互相隔離的趨勢，但主要是因為教育層次的差別，而不是財富的差別^。
^「有人會說，教育程度的差別與財富的差別是一回事，因為富人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更大。這個論點是成立的、某種程度上可以做到用錢把孩子送進頂尖的大學。你只要把孩子送進昂貴的私立學校，就等于敲開了大學的門。
根據2002年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一份報告，大約1.7%的美國兒童就讀于私立的非教會學校，而普林斯頓大學2007級新生中，大約有36%的人來自于這樣的學校。（有趣的是，哈佛大學的這個比例要低不少，只有大約28%。）很顯然，這是教育制度的一個大漏洞，但是它正在縮小，而不是擴大。
也許，大學入學申請制度的設計者應該參考計算機安全行業的做法，不要假設你的系統毫無漏洞，而是搞清楚多大程度上漏洞無法被利用。」
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技術好像都縮小了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而不是讓這種差距擴大了。如果參觀雅虎、英特爾、思科的辦公室，會看到每個人都穿著差不多的衣服，有著同樣的辦公室（或者小隔間）、同樣的家具，彼此直呼對方的名字，不加任何頭銜或敬語。表面看大家沒什么差距，但如果看到每個人銀行戶頭上的余額差別如此之大，一定會感到震驚不已。
技術的發展加大了貧富差距，這是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好像沒有那么嚴重。技術在加大收入差距的同時，縮小了大部分的其他差距。
### 公理的不同意見
你經常可以聽到有人批評某種政策會加劇貧富分化。隱藏的意思就是，貧富分化的加劇一定是壞事，這好像已經成了公理。收入差距的擴大可能確實不好，可是我不覺得這可以被看成公理。
實際情況是，在工業化的民主國家，這種觀點更可能是錯誤的。在農奴和貴族組成的社會，收入差距的加大肯定是社會問題加劇的信號，收入更多地從農奴流向了貴族。但是，搶奪他人的財富已經不再是收入的唯一來源了。波音747飛機駕駛員的收入大概是商場收銀員的40倍，但是前者不是貴族，后者也不是奴隸，這種收入差距只是因為前者的技能比后者的要值錢得多。
我想提出一種相反的觀點：現代社會的收入差距擴大是一種健康的信號。技術使得生產率的差異加速擴大，如果這種擴大沒有反映在收入上面，只有三種可能的解釋：（a）技術革新停頓了；（b）那些創造大部分財富的人停止工作了；（c）創造財富的人沒有獲得報酬。
我覺得可以很有把握地說，（a）和（b）都不是好事。如果你有不同意見，那不妨試試去過公元九世紀法蘭克王國的貴族生活，一年后再來告訴我們你的感受。（我很仁慈地沒有建議你去過石器時代的那種生活。）
如果你想讓社會保持繁榮，同時收入差距不擴大，那么就只剩下（c）這一種可能了，即創造大量財富的人不獲取報酬。舉例來說，蘋果公司的兩位創始人將歡欣鼓舞地每天工作20個小時，為社會提供蘋果電腦，然后只領取一份相當于大公司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領取的稅后工資。
如果得不到報酬，人們是否愿意創造財富？唯一的可能就是，工作必須能提供樂趣。會有人愿意免費寫一個操作系統，但是他們不愿意免費為你安裝、提供電話支持、進行客戶培訓等。即使是最先進的高科技公司，也有至少90%的工作沒有樂趣、令人生厭。
在一個剝奪個人財產的社會，財富創造活動中所有那些沒有樂趣的事情都會急劇地放慢，乃至停頓。對歷史進行實證檢驗，我們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假設你聽到一種噪音，你覺得是身邊的電扇發出的。你關了電扇，噪音停止；打開電扇，噪音又出現。關了就安靜，打開就嘈雜，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沒有其他信息，看上去噪音就是由電扇發出的。在歷史的不同時點，你是否能夠通過創造財富而致富就是這樣一種打開/關閉的循環過程。公元800年的意大利北部，關閉（貴族偷竊平民的財產）；公元1100年的意大利北部，打開；公元1100年的法國中部，關閉（仍然是封建社會）；公元1800年的英國，打開；1974年的英國，關閉（投資所得稅高達98%）；1974年的美國，打開。以上每一種情況，打開時，財產創造活動就出現了，關閉時，財富創造活動就消失了，這就好像電扇和噪音的那種相伴關系。
社會的變化涉及很多因素，并不僅僅是由于創造財富的原因。有很多因素發揮作用。如果研究對象只是一臺電扇，那么不用考慮太多別的因素就能斷定噪音是由電扇發出的，但是研究財富問題就沒有這么簡單了，必須要考慮很多別的因素。
但是，只要你壓制收入差距的擴大，不管是用偷竊私人財產的做法（封建社會），還是用高額稅收的做法（某些現代政府），最終結果看來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變得更貧窮了。
如果我可以做選擇，到底是生活在一個整體上非常富裕但是我個人相對貧窮的社會，還是生活在一個我個人相對非常富裕但是整體上非常貧窮的社會呢？我會選擇第一個選項。如果我有小孩的話，可能哪一個選項更好還值得爭論。但是，總的來說，你要避免的是絕對貧窮，而不是相對貧窮。如果必須在這兩種社會之間做選擇，根據目前的證據，我選擇個人相對貧窮、但是整體上更富裕的社會。
一個社會需要有富人，這主要不是因為你需要富人的支出創造就業機會，而是因為他們在致富過程做出的事情。我在這里談的不是財富從富人流向窮人的那種擴散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也不是說如果你讓亨利·福特致富，他就會在下一場宴會雇用你當服務員，而是說如果你讓他致富，他就會造出一臺拖拉機，使你不再需要使用馬匹耕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