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7?章?軟件業自由之神——Richard Stallman **目錄** [](ch47.html#id3164018) [自由軟件是計算機業的傳統](ch47s02.html) [黑客傳統](ch47s03.html) [究竟誰違背了道德](ch47s04.html) [赤裸裸的道德抉擇](ch47s05.html) [一個人的戰爭](ch47s06.html) [市場里出政權](ch47s07.html) [孤獨是思想家的歸宿](ch47s08.html) [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爭](ch47s09.html) 作者:方興東 在 Richard Stallman 的理論下，用戶彼此拷貝軟件不但不是“盜版”，而是體現了人類天性的互助美德。對 Richard Stallman 來說，自由是根本，用戶可自由共享軟件成果，隨便拷貝和修改代碼。他說:“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說:‘只要你保證不拷貝給其他人用的話，我就把這些寶貝拷貝給你。’其實，這樣的人才是魔鬼；而誘人當魔鬼的，則是賣高價軟件的人。”可以斷定，進入世紀末，軟件業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自由軟件的全面復興。在自由軟件的浪潮下，軟件業的商業模式將脫胎換骨，從賣程序代碼為中心，轉化為以服務為中心。 五短身材，不修邊幅，過肩長發，連鬢胡子，時髦的半袖沙灘上裝，一副披頭士的打扮。看起來象現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將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頂圓形寬邊帽子，有如繪畫作品中環繞圣像頭上的光環。一眨眼的功夫，他又變成圣經中的耶穌基督的樣子，散發著先知般的威嚴和力量。野人與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軟件的精神領袖 Richard Stallman 的雙重屬性：他既是當今專有（私有）商業軟件領域野蠻的顛覆者，又是無數程序員和用戶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論下，用戶彼此拷貝軟件不但不是“盜版”，而是體現了人類天性的互助美德。對 Richard Stallman 來說，自由是根本，用戶可自由共享軟件成果，隨便拷貝和修改代碼。他說:“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說:‘只要你保證不拷貝給其他人用的話，我就把這些寶貝拷貝給你。’其實，這樣的人才是魔鬼；而誘人當魔鬼的，則是賣高價軟件的人。”可以斷定，進入世紀末，軟件業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自由軟件的全面復興。在自由軟件的浪潮下，軟件業的商業模式將脫胎換骨，從賣程序代碼為中心，轉化為以服務為中心。 有人說， Richard Stallman 應該算是世界上最偉大，軟件寫得最多的程序設計師。但是， Richard Stallman 真正的力量，還是他的思想。 ## 自由軟件是計算機業的傳統 自由軟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計算機業與身俱來的傳統。縱覽計算機發展史，從1946年到60年代，從 IBM 藍色巨人到 ARPANET，從集成電路到 PC 機，從互聯網到電信自由經營，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說自由拷貝和源代碼開放是整個計算機業，包括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兩大領域的天然的軟件開發和傳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學為陣地，以年輕人為主題，自由地交流的風尚，并在軟件開發與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如 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 等等。 當70年代，AT&T 被迫退出計算機業時，KenThompson 和 DennisRitche 從貝爾實驗室將 Unix 的源代碼拿出來，結果吸引了成千上萬名程序員，為其改進、修正、添加，誕生了多年來高端系統最核心的操作系統--Unix的繁榮。 70年代中期，個人電腦革命還在醞釀之中，當時的軟件是鼓勵自由拷貝的（那時還沒有發明盜版的名目），正是這種自由拷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點燃了個人電腦革命，促成了軟件業的發展。甚至連蓋茨起家的 Basic 也是依靠這種自由軟件才流行起來，才為事實標準。其實，后來的許多軟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程序員也是將源代碼自由共享。當時基于 UUCP 的 UUCPNet 和基于 TCP/IP 的 ARPANet（互聯網前身），都有 Usenet 社區，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碼交流經驗。進入90年代，奠定互聯網爆炸的一些關鍵技術，如伯納斯-李發明的 WWW 技術，瀏覽器以及 Apache、BIND 等等全部都不是誕生在專有軟件世界里。可以說，是自由軟件的精神和創新奠定了整個計算機業的核心。忽視自由軟件的傳統和作用是不科學的。 70年代末，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致電腦業余愛好者的一封公開信》為標志，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伯爾尼公約》為框架，軟件步入了 Copyright 的時代。隨著現代商業軟件的發展，對利潤的瘋狂追逐不但割裂了傳統，極大地偏離了計算機的基本精神。而且還在不斷變本加厲。因此，自由軟件的復興首先是對現有版權體系的強力反叛。 軟件源代碼是交流技術、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正象傳統的科學是通過論文、著作進行交流一樣。企業為了保護軟件的知識產權而將源碼秘而不宣，已經背離了知識產權保護創新的基本精神。 Richard Stallman 在《為什么軟件不應有‘所有者’？》一文中指出，軟件的編寫者將軟件“據為己有”看上去天經地義。但必須看到，一個軟件并不是單純的工具，一旦軟件的編寫者將其傳播出去，就不簡單地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傳播“思想”。在這一點上，現有的版權體系采用了所謂保護“表達（Expression）”，不保護“思想（Idea）”的兩分法，為軟件保護問題設置了無法解釋的障礙，造成了軟件的精神分裂。 同時，自由和共享也是計算機發展的內在精神和永恒的追求目標。有人指出：在互聯網被標榜為“資源共享”、“資源優化”的利器的時代，卻不能對軟件產品真正實現“共享”和“優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 黑客傳統 StevenLevy的名著《黑客：電腦時代的英雄》論述了個人計算機興起的歷史。該書最后一章講述了 Richard Stallman 的故事。題目就是：“最后一個真正黑客”。這是對他最恰當的評價。連他的反對者也說：“如果不存在 Richard Stallman ，人類也應該把他創造出來。” 1971年，年輕、聰明絕頂的程序員 Richard Stallman 進入 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成為軟件共享社區的重要成員。其實這個社區已存在多年。當然，軟件共享也只不過局限于這個特定的社區中。它與計算機的歷史一樣悠久。就象配料共享與烹飪一樣古老。計算機業的傳統就是：一切為人人所共享。私有讓人嘲笑，專用受人鄙視。 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使用一個 ITS （不兼容分時系統）分時操作系統。黑客們（不是大眾媒體所談的安全破壞分子，而是指酷愛編程的人）是用匯編語言為 Digital 的 PDP-10 設計和編寫的。PDP-10 是當時最著名的計算機之一。作為社區成員和實驗室的系統黑客，Richard Stallman 的工作就是改進系統。 當時沒有人稱它為自由軟件，因為這個詞還不存在。但實際上就是這么回事。無論是某個公司成員或另一所大學想獲得它，大家都會非常高興地把源程序給他。如果你看到別人使用一種你沒見過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這樣你就可以讀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進入80年代，這種自由發生急劇變化， DEC 的 PDP-10 系列發生中斷了。它的自由體系架構，在60年代顯得強勁、先進。但到80年代就捉襟見肘，沒有足夠多的地址空間。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為 ITS 編寫的程序都作廢了。黑客社區也崩潰了。 然而，到80年代后，計算機的商業化和軟件專有化席卷整個產業，黑客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一個又一個有才能的 MIT 編程員離開了校園，投入了市場的懷抱。尤其是 Symbolics 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區中的許多黑客，大大傷了 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元氣。Richard Stallman 感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Richard Stallman 說:“那時，人工智能實驗室已沒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個還想讓它活起來的呆瓜。但后來我也沒辦法了，因為一個人根本發揮不了作用。”開始，他覺得這樣與現實抗爭沒有什么意義。但他終于看出，他真正的敵人不是 Symbolics，而是整個不開放源代碼的商業軟件業。 1981年，當人工智能實驗室購買了新的 PDP-10 時，領導決定用 Digital 專有的分時系統來代替ITS。當時的計算機，無論是 VAX 或 68020 都有他們自己的操作系統。但沒有一個是自由軟件：你要獲得一份可執行的拷貝必須簽署一份不準向外公開的協議。 這就意味著使用計算機就得承諾：不能幫助你的鄰居和朋友。這是軟軟件業邁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個相互協作、彼此交流的社區就這樣被禁止了。由專有軟件所有者所制訂的規則：“如果你與你的鄰居共享，你就是盜版者。如果你想作點改動，那你得乞求我們來做。” ## 究竟誰違背了道德 實際上，恰恰是專有軟件的理念--不允許共享或改動軟件--是反社會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長期以來，軟件出版商使人們相信：軟件天生就該如此。這種片面的認識禁錮了人們的思維。當他們在談論如何加強版權或打擊盜版時，他們也認定這是天經地義，人們也會毫無異議地接受。 他們的第一個假設就是：軟件公司對自己的軟件擁有毫無疑問的天然權力，因而可以將權利施加到所有用戶身上。（因為如果是天然權力，那不管對公眾會造成多大的損害，我們也不能加以反對。）但有意思的是，美國憲法和美國法律慣例否定了這種看法，版權不是一項天然權力，只是一項人為由政府施加的獨占，他限制了用戶拷貝的天然權力。 另一個潛在的假設是，軟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許你可以做什么。而我們的計算機用戶不必考慮我們處在的社會狀況，被動接受就行。第三個假設就是如果我們不允許軟件公司給用戶施加權力，我們就沒有可用的軟件。這個假設看起來似是而非。實際上當自由軟件興起后，我們無須戴上鎖鏈就能獲得大量優秀軟件。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上述假設，并從“用戶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識上來考慮問題，那么我們將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計算機用戶應該有自由根據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用戶有自由共享軟件，因為幫助別人是社會的基礎。而軟件廠商不可以對用戶施加壓力，剝奪用戶的各種自由。 Richard Stallman 經歷過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機大得像吉普車一樣，所以 Xerox （施樂）送了一臺圖象激光打印機給人工智能實驗室時，人們發現唯有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九樓機房里，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樓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電腦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機幫你服務。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滿意，只是有時紙印光了或夾了紙，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來。有時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東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兩張時，不得不爬上九樓，把印表機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兩張。于是一天就這樣爬上爬下，沒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機送來時， Xerox 把驅動程序的源代碼也隨機附上，實驗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機驅動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煩和汗水。Richard Stallman 回憶地說:“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后，它還會通知你；如果夾了紙或你想問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它也會讓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變了。 Xerox 送了一臺叫 Dover 的新打印機機給人工智能實驗室，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碼。Richard Stallman 說:“因此我們沒辦法修改驅動程序，于是整個大樓的打印效率又回到從前，卡了紙或把紙印光了，你在下面也無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實驗室為給打印機添加功能以便機器更好工作，希望獲得打印機控制程序的源代碼，結果被嚴正拒絕。“因此，我再無法說服自己不公開協議是純潔清白的。當他們拒絕與我們共享時，我十分氣憤。我不能更更弦改轍，對別人做出同樣的事。” ## 赤裸裸的道德抉擇 “隨著社區的終結，我面臨著一個道德上的抉擇。最簡單的就是投身于專有軟件世界之中，簽署不公開協議，并承諾不幫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編寫軟件，并在不公開協議的前提下發布軟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則。顯然，走這條路，可以掙大錢，而且使編寫代碼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錢上的快樂。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職業生涯終結時，我再回首這些年為分離人類而砌造的‘墻壁’。我會感受到，我將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糟糕。” 另一個選擇，很直截了當，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從此離開計算機領域。“這樣我的技能不會被濫用，但也將被浪費，我不會因為分化和限制計算機用戶而感到有罪，但這些事情會繼續發生。”“因此，我開始尋找一條出路，使程序員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問自己，我能寫什么軟件，我能否讓社區重煥生機。”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個操作系統，這是開始使用計算機的關鍵軟件。有了操作系統，就能做許多事，沒有操作系統，計算機都無法運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統，我們就能再次組建一個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區。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軟件都不必剝奪他/她與朋友家人的共享權利。 作為一名操作系統的開發人員， Richard Stallman 無疑最勝任。“雖然我沒有認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識到自己就是命定做這項工作的。”Richard Stallman 選擇做一個與 Unix 兼容的操作系統。這樣容易被移植，而且 Unix 用戶可以方便地轉移過來。 GNU 這個名字確定就是遵循黑客傳統，是一個遞歸的縮略詞：“GNU IS NOT Unix。” 一個操作系統并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內核，而且僅能運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夠的。一個完整的操作系統，要有指令處理器、匯編程序、編譯器、解釋程序、調試器、文本編輯器、郵件軟件等等一個完整的系統。 自由軟件“freesoftware”是一個被廣泛誤解的詞，這個“free”完全與價格無關，它指“自由”。這就象“自由講演(freeSpeech)”與“免費啤酒(freeBeer)”的區別。其主要內涵就是用戶可以自由運行軟件，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軟件，用戶也可以自己銷售軟件，不管是收費的還是免費的。自由軟件與出售軟件拷貝并不沖突。 開發一個完整的系統是項龐大的工程。Richard Stallman 決定盡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軟件，比如一開始他將 Tex 作為主要的文本格式標識符，幾年后他又用 XWindows 系統作為 GUN 的圖口系統。 思想比代碼更閃光，但沒有代碼，思想是沒有軀體的。 ## 一個人的戰爭 1984年1月，Richard Stallman 辭去了 MIT 的工作，他擔心 MIT 會要求產品的所有權，會給產品強加入自己的銷售條件，最終又會成為專有軟件。一開始， GNU 計劃只有他一個人。他發現自己原來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辦公室，還沒有分給其他人用時，他就每天晚上溜進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實驗室里的電腦。 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 PatrickH. Winston 并不干涉。因為 Winston 始終不把 Richard Stallman 的辭職當真，只要 Richard Stallman 能創造些好東西給大家用，實在沒有必要把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發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請 Richard Stallman 可以繼續使用實驗室的設備。從此，Richard Stallman 就成了特殊的一員。 工程啟動后，Richard Stallman 聽到有一個自由大學編譯器套件（VUCK）。他去信詢問能否用入 GNU 。答復是嘲弄式的，說對大學是自由的，但軟件本身不行。于是，決定他為 GUN 編寫的第一個軟件就是一個多語言、多平臺的編譯器。他想利用 Pastel 編譯器的源代碼，但最終放棄。從頭編寫了新的編譯器，名為 GCC 。 1984年9月，Richard Stallman 開始 GUNEmacs，1985年初，它開始可以工作。這使它可以用 Unix 系統進行編輯。此時，人們開始想使用 Emacs 。因此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傳播它？當然，他將其放到了 MIT 計算機的匿名服務器上。但那時互聯網還未普及，人們很難通過 FTP 獲得拷貝。而失業的 Richard Stallman 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價格獲得程序。自由軟件的分銷商業模式就此誕生。如今，整個基于 Linux 的 GUN 系統都是如此。 為防止不肖廠商利用自由軟件，使其專有化。Richard Stallman 別出心裁，創造了 Copyleft 的授權辦法。所有的 GNU 程序遵循一種“Copyleft”原則，即可以拷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條：源代碼所有的改進和修改必須向每個用戶公開，所有用戶都可以獲得改動后的源碼。它保證了自由軟件傳播的延續性。 ## 市場里出政權 EMACS這樣的程序最難的是開頭。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幾百種 EMACS 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種電腦上，從微電腦到 Cray 的超級電腦都可用 EMACS 。 由于 EMACS 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 設立了個新的基金會: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SoftwareFoundation(FSF)）；捐助 FSF 和 GNU 計劃的廠商，也可享有減稅的優待。單單1989年， FSF 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會也因出售 GNU 程序手冊和電腦磁帶，而賺了330377美元。此外，Richard Stallman 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實驗室“借”用電腦，因為許多廠家已為 FSF 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設備，包括 HP、ThinkingMachine、Sony，甚至 UNIX 的娘家---貝爾實驗室，也貢獻了不少設備。也有一些廠商捐贈現金，并把技術人員送到 FSF 來向 Richard Stallman 學習，而且支付 Richard Stallman 的員工薪水。 FSF 就用這些錢來養起14位基金會成員:9位程序設計師，3位負責技術資料撰寫。雖然 Richard Stallman 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樣看得開，而餓著肚子為理想拼斗。 FSF 的程序設計師一年也只有2萬5千美元的薪水，這是一般廠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Richard Stallman 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請幾位志同道合的黑客，為理想而工作。 GNU 在工作站和微機市場很風光，許多 工作站UNIX 和微機廠家，都把 GNU 納入他們操作系統，包括 ConvexComputer 、DEC、DataGeneral 及以前的 NeXT 等。 GNU 工程激勵了許許多多年輕的黑客，他們編寫了大量自由軟件。最后，是里奴斯·托瓦斯編寫了系統內核，稱為 Linux，把所有軟件和硬件連接起來。Linux 內核為 GNU 工程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Richard Stallman 說，Linux 并不能代表整個操作系統。Linux 只是內核，整個系統還包含數以百計的軟件工具和實用程序，大多是由 GNU 黑客們完成的。他認為，整個操作系統稱為 GNU/Linux 比較合適。 Richard Stallman 認為，在 Copyleft 時代，軟件公司可以靠服務和訓練賺錢。如果你公司沒有人會用源代碼，你就得請位程序員，幫你修改由 FSF 得來的 Copyleft 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錢所改的程序會流傳到另一家公司，因為那家公司也許會為這軟件改頭換面，幫它抓蟲，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貝的情況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員絕對餓不死，仍會像現在高價軟件的時代一樣，有許多“服務”的大錢可賺，只不過不可能象蓋茨這樣積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額財富。而 GNU 的軟件也能使寫程序的人更具生產力，因為他不必凡事都從零做起，可根據已有的軟件來改進。所以 Richard Stallman 希望，有一天軟件業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權法，迫使客戶花費巨額資金購買軟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務(如技術支援、訓練)來獲取應得的報酬，這種報酬可能會比一般人高，但是絕對不可能為一個小公司培養出幾百個百萬富翁。簡而言之，未來軟件業的基本準則就是“資源免費，服務收費”。 近幾年，隨著 Linux 的迅速崛起，再也沒有人對自由軟件的全新商業模式表示懷疑。在 Richard Stallman 思想的指導下，自由軟件已經成功地步入市場主流，占據了市場實地。畢竟，在商業橫流的今天，思想在貶值。自由軟件也只有在奪取市場政權后，才能真正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促使整個軟件業模式發生巨變。 ## 孤獨是思想家的歸宿 　目前發展的勢頭表明，完全站在用戶一邊的自由軟件不可抵擋。它面臨的唯一敵人還是自由軟件領域內部的分裂和爭斗。除了市場原有壟斷者外，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Richard Stallman 總是風塵仆仆，行囊相隨，四處布道。他帶著一臺筆記本電腦，但這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屬于自由軟件基金（FSF）。其實，Richard Stallman 從來就沒有擁有過一臺自己的計算機。也從來只用自由軟件（當然他從來沒有用過 Windows ）。而且，他也沒有自己的汽車、電視和房產。這位46歲的單身漢節儉地居住在一間租來的房子里。已有15年了，沒有領取過一個月的正式工資。因為他的工作就是使軟件獲得自由。在商欲橫流的今天，人們更愿意追逐財富，而不是貧寒的 Richard Stallman 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為怪，連自由軟件團體內的許多人也開始離他而去。 隨著自由軟件迅速崛起，影響力大增。Richard Stallman 毫不妥協的個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軟件內部也越來越成為爭議人物。隨著 Apache Web服務器和 GNU/Linux 操作系統的日漸流行，新一代黑客們受到鼓舞，紛紛投入商業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軟件，他們是一類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應自由軟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積極擁抱商業世界。他們鼓吹自己能夠創建比專有軟件更穩定更靈活更少“臭蟲”的軟件產品，同時又積極捕捉每一個商機。 于是，“持不同政見者”將自由軟件的標簽改成了“開源軟件”。看起來好象兩者兼容，但 Richard Stallman認為，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后者將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對商人來說，自由（free）與免費（free）是同一個詞。與 Richard Stallman 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們更愿意談論實際問題。為了避免紛涌而來的投資者被 Richard Stallman“嚇跑”，他們還得聯起手來，將 Richard Stallman 屏蔽起來。 Richard Stallman 不喜歡實用主義的辯詞，他宣稱即使一個自由軟件不是他最佳的解決方案，他也愿意作為首選。對 Richard Stallman 來說，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計算機用戶都應該享有相互協作、共享，以及拷貝和交換源代碼的自由。 他的態度使一些“開放源代碼”社區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實際上，他們標出“開放源代碼”新旗號的目的就是要與激進分子 Richard Stallman 劃清界線。不可否認，正是 Richard Stallman 領導了自由軟件運動，正是他自己開發的千萬行程序代碼使如今的“Linux”成為一個整體，并走向成功。但對于新一代的人， Richard Stallman 是一種困窘，是一種障礙，更是一個搗亂分子。必須將他不惜代價地推入密室，以免嚇跑投資者。 ## 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爭 毫無疑問，無論是自由軟件運動還是開放源代碼，都來源他15年前開始的努力，這肯定是計算機歷史上最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對于目前的成功， Richard Stallman 感到非常高興，但也有更多的焦慮。因為他感到自己明顯被排斥在外。“有人極力想改變歷史，否定我在這場運動中的地位”對于人們用 Linux 來指代整個操作系統， Richard Stallman 十分痛心，他說正確的用詞應是“GUN/Linux”。 Richard Stallman 承認托瓦斯的貢獻很關鍵，是他完成了 GUN/Linux 的內核。但是 Richard Stallman 估算，內核只占整個系統的3%，相比之下，GUN 項目貢獻了30%的代碼，其余67%的代碼來源于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 的一些原則仍在起作用。他認為這種原則不僅使軟件開發更顯活力，更能生產出優質軟件，還認識到這本身是一種行為準則。 批評者認為， Richard Stallman 極力維護 GNU 的遺產，是沉湎于這場運動的枝枝末末，對整個自由軟件都是有害的。對大多數開放源代碼倡導者來說，顛覆微軟才是主要的斗爭方向。 “我關心的是精神，是 GUN 項目內在的哲學。這種哲學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軟件不僅僅是為了方便，也不僅僅是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協作的自由。我不關心某個人或公司。因此我認為單純與微軟作戰偏離了這個運動的方向。” Richard Stallman 的擁戴者還有，但是 Richard Stallman 的大多數主張還是被人們忽略了。如今只有“Linux”充斥著媒體的標題，而背后的思想開始逐漸隱去。 Richard Stallman 被邀請參加在硅谷灣區舉辦的“開放源代碼開發者日”。這個1998年8月21日開幕的活動是程序員和自由軟件熱心家的大集會，由計算機圖書出版公司 OReilly 聯合公司組織的。而在4月份組織的“自由軟件高峰會議”上， Richard Stallman 沒有被邀請。結果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使得組織者再也不敢“忽視”他了。但是組織者告誡他，要他以“維護大局”為重，讓他在有分歧的地方免開尊口。 不足為奇， Richard Stallman 讓許多自由軟件的同行們十分棘手。他這個人不可控制，不可預知也不可能被改變。是這些非同尋常的素質促成了自由軟件的興起。但是隨著自由軟件前景大開，江山指日可待，這些個性開始被視為障礙。 Richard Stallman 的狂熱和信仰保證了自由軟件的成長，但如今人們認為他是多余的。在他們眼里，現在剔除了 Richard Stallman ，自由軟件不但不會受阻，反而會更順暢。 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 Richard Stallman 的思想成為自由軟件運行的力量源泉。 GNU/Linux 系統的確比 Windows 系統問題少，Apache 也是 Web 服務器的更好選擇。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只有把實用和理想結合起來，自由軟件運動才令人信服，才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獻身精神。無論如何， Richard Stallman 仍然是有名氣的，仍然受到尊重，仍然被認為是自由軟件運動的核心人物。 Richard Stallman 在計算機領域的重要地位不容動搖。為了使自由軟件商業化而犧牲 Richard Stallman ，那就可能會失去這場重大革命的靈魂和方向。后記 Richard Stallman 依舊沒錢、沒勢，連原先的許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這場運動給他帶來的唯一收獲可能就是：無論 Richard Stallman 走到哪里，都會有人樂意借給他計算機，使他能及時查看電子郵件。他還是那樣不修邊幅，無所顧忌。但是與當年執著相比，他的精神狀態開始呈現一種新的焦慮和紊亂，而這一切正是他創造的自由軟件的成功，施加給他的。而且可以肯定， Richard Stallman 必將越來越被自由軟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沒。 未來難以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Richard Stallman 自己引燃的這場革命已經完全超越了他的駕馭范圍。這也是許多思想家共同的命運。 其實，人類導演的故事總是一模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