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投資人：自成一體的風險資本 >  > > 作者/ 皮埃羅?斯加魯菲 > > 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畢業于意大利都靈大學數學系，1983年來到硅谷，在奧利維蒂公司任職工程師，長期從事人工智能研究和互聯網設計。斯加魯菲曾是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還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學。20世紀90年代，他曾率先在互聯網上開發自己的新聞網站，《紐約時報》曾經在2006年以《史上最偉大的網站》為題對其進行專題報道。斯加魯菲現在是自由職業者，主要工作是為硅谷和歐洲的公司提供咨詢以及在大學講學。他興趣廣泛，在心智論、文學藝術、音樂史等領域多有著述。他著有[《硅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http://www.ituring.com.cn/book/1380)一書。 ### **硅谷早期的風險資本** 風險資本發端于政府行為。1958年通過的《小企業投資法案》被認為是受到專業管理的風險投資行業的開端。1957年10月，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史布特尼克”號，此舉震驚了美國國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們于1958年通過了《小企業投資法案》，該法案允許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發執照給私營的小企業投資公司（簡稱SBIC），由其資助和管理美國的小企業創業。但SBIC的問題是，它每投資1美元，政府都要配套提供3美元的擔保貸款。這雖然扶植了許多企業，但卻不適合高風險的投資，因為政府的貸款擔保通常意味著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那些失敗的投資項目，而銀行則是最大的贏家。 因此，很多風險投資的先驅者對于設立小企業投資公司能否促進風險投資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同看法。新上市的公司在股市備受歡迎，這證明對初創公司進行股權投資的模式是可行的。小企業投資公司的一些投資項目得以成功兌現，而且收獲誘人。小企業投資公司的運作確實提高了早期風險投資公司的地位，有些人，比如弗蘭克林?約翰遜（Franklin Johnson）認為，這項新法案使美國“看到了一個問題，而風險投資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它培育了創意的種子，也培育了我們這樣的核心人物”。西海岸最早的風險投資家威廉?德雷珀說得更直白些：“（沒有它）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做風險投資……它把不能做和沒有錢來做進行了區分。”很多人認為，小企業投資公司在1958年到20世紀70年代初之間，的確為許多初創公司彌補了資金缺口，此后，合伙人制的風險投資公司開始大行其道。然而，美國政府投給小企業投資公司的20億美元卻大部分付諸東流。 那么，為什么硅谷能夠在風險投資業方面領先于美國其他地區呢？這里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給出了部分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東北部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原因是，那里不僅有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的技術研發資源，而且還有（波士頓和紐約）雄厚的金融資本做支撐。后來西海岸之所以能取而代之，是因為這里有著晴朗的天氣，美國政府的科研資金提升了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程院系水平（還要加上弗雷德?特曼精明的體制建設）。另外，西海岸在人力資源方面也能做到完全開放地選賢任能，在這里，年輕的工程師可以領導公司，年輕的銀行家可以為之提供資助。仙童半導體公司是20世紀60年代許多初創的半導體公司的發源地。硅谷有世界級的工程院系、過硬的企業成功記錄（惠普、仙童、瓦里安等公司）和經驗豐富的創業家群體，于是聰明的風險投資人開始從東海岸西移。 ### **四家風險投資公司定下基調** 四家成立于20世紀60年代的風險投資公司值得一書，這些公司中的第一代風險投資家多半有著深厚的金融背景，在技術方面則不是很精通。 20世紀60年代西海岸第一家出色的風險投資公司是戴維斯-洛克公司，它由阿瑟?洛克和湯米?戴維斯于1965年以500萬美元創立。阿瑟?洛克起初更像是一個經紀人而不像一家投資公司的合伙人，做投資項目只是他的副業。他原來是紐約海登-斯通公司（Hayden, Stone & Co）的銀行家，經常飛到加州去考察項目。1957年，他接手了一個投資項目，被投資的是仙童半導體公司，他要幫助幾位離開肖克利實驗室的科學家在仙童半導體公司重新開始他們的事業，謝爾曼?費爾柴爾德（一位發明家，也是IBM最大的股東）已經決定為此投資150萬美元。被特曼在斯坦福大學周邊所凝聚的科技能量所吸引，洛克在忍受了四年的夜間飛行后，終于決定搬到加利福尼亞。他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這家公司在泰利達（Teledyne）、英特爾和蘋果以及許多其他高科技企業創建時，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洛克早期所做的一個大的投資項目是科學數據系統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該公司于1962年以28萬美元起家，到1969年被出售時，賣了99億美元。洛克做過的最大的投資項目是1968年投資英特爾。一天，諾伊斯打電話對他說：“戈登和我都想離開仙童，去搞我們自己的公司。”原因是他們覺得仙童半導體公司已經不行了，新澤西州的官僚主義新總裁不想付給科學家們股票期權，也不愿授予他們更多的部門管理權，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于是，洛克為諾伊斯和戈登的團隊籌集了250萬美元，那時沒有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可以做如此大手筆的單筆投資。洛克甚至還為他們寫了商業計劃書。但他總是把英特爾的成功歸因于科學人才和工程師出身的卓越的總裁們（先是諾伊斯，后來是摩爾，再后來是格魯夫）。 洛克的公司財運興旺。在1961年到1968年間，他們投入了300萬美元（共籌集資金500萬美元），為他們的投資人賺回了1億美元。盡管經營得如此成功，洛克-戴維斯公司還是在1968年解散了，原因是洛克是個難以相處的人，新的合伙人都不愿意跟他共事。 第二家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是德雷珀-蓋瑟-安德森投資公司，它是西海岸第一家真正的風險投資公司。1962年，公司改名為德雷珀-約翰遜投資公司，主要合伙人變為威廉?亨利?德雷珀三世（William Henry Draper III，即威廉?德雷珀，他是多里奧特的學生）和弗蘭克林?約翰遜。 威廉?德雷珀的父親曾在馬歇爾計劃中負責重建德國和日本的工作，受命與同事弗雷德?安德森一起，在1959年創辦了一家風險投資公司。1962年，德雷珀和約翰遜以15萬美元的自有資金和小企業投資公司提供的30萬美元開辦了自己的公司。1965年，他們和薩特?希爾（Sutter Hill）風險投資公司合并，并把保羅?韋瑟斯（Paul Wythes）引進董事會。薩特?希爾公司為硅谷早期的風險投資開創了一種新的方式——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合伙組成投資聯合體（即把投資項目分成幾份，以便多家公司共同投資）。 德雷珀的基本理念是“投資就是投人”。他相信，如果你選對了人，“他會使你擺脫不良業務、低劣的產品和服務，把你帶到較好的處境中”。但是如果選錯了人，即使有個好主意也會一事無成，反而只會錯誤百出。 1985年，威廉?德雷珀的兒子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離開了阿歷克斯?布朗父子公司（Alex Brown & Sons），創立了德豐杰投資公司，成為德雷珀家族的第三代風險投資家。蒂姆后來創立的一個風險投資基金成功投資了Hotmail、Skype（投入250萬美元，回報達25億美元）、百度等公司。 第三家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是威廉?德雷珀和保羅?韋瑟斯于1964年創辦的薩特?希爾風險投資公司。韋瑟斯曾在貝克曼公司和霍尼韋爾公司做過技術、市場營銷和銷售，還做過全美風險投資協會的發起人和董事，這是風險投資業最主要的行業協會。他服務過27家公司的董事會，領導了薩特?希爾公司對數家公司的投資。薩特?希爾公司開創了一些后來為其他公司效仿的投資方法，比如儲備人才，今天叫作“孵化創業者”，就是讓有才華的創業者先準備一段時間，然后再出去創業；進行條件簡單的優先股投資，被稱為握手成交（沒有復雜的條件清單）；支持多種背景的人士，包括移民和婦女，比如Diablo公司的安迪?蓋博（Andy Gabor）和Palm公司的唐娜?杜賓斯基（Donna Dubinsky）等。 韋瑟斯的職業理念簡明扼要：“并不是風險投資人創造了成功的公司，而是創業者創造了成功的公司……我們的工作是幫助建設一家公司，而不是簡單的金融交易。” 1969年，風險投資界的全部重要人物在舊金山的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酒店舉行午餐會。一共大約20個人，很多人都跟阿瑟?洛克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或者跟他是合伙人，或者接受過他的指導。這些人創辦的風險投資公司是風險投資走向產業化的開端，他們的資金是專用于創辦新公司的。他們的資金數量不多，從業人員數量也有限。但是他們為20世紀70年代涌現的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公司搭建了舞臺，上文中介紹的這三家公司為此行業確立了標準。 第四家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是湯米?戴維斯創辦的梅菲爾德投資公司（Mayfield）。戴維斯最早從東海岸搬到加州時，加盟了一家土地開發公司——科恩縣土地與開發公司（KCLD），并且喜歡在閑暇時間騎騎馬。戴維斯不但在硅谷中部地區的農業縣工作，也開始在硅谷投資，而且最后還和斯坦福的弗雷德?特曼院長掛上了鉤。 特曼從1957年2月開始涉足風險投資，當時斯坦福大學校長威利?斯特林（Wally Sterling）遇見了KCLD公司的喬治?蒙哥馬利（George Montgomery），這家公司是南加州的一家財務公司，主要從事與農業、土地和石油有關的生意。蒙哥馬利告訴斯特林，他和同事湯米?戴維斯都有意投資電子業。斯特林就讓特曼跟蒙哥馬利聯系。 蒙哥馬利和戴維斯非常希望投資電子行業，但特曼一開始不愿與他們合作，建議他們去跟喬?佩蒂特（Joe Pettit）和愛德華?金茲頓（Edward Ginzton）兩位教授聯系，以得到收購公司的咨詢建議。但是蒙哥馬利和戴維斯對擁有惠普或洛克希德這樣的大公司的股份沒有興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公司的成長，想要直接參與創造性地構建一個新技術的過程，并能與管理層直接對話。 1957年，戴維斯給特曼寫信，向他表達了自己想把KCLD公司的資本，與工程師的技術技能和創造力相結合，建立新公司的想法。工程師們將擁有公司部分股權，從而在經濟上受益，并在感情上因掌控自己的公司和環境而感到滿足。他們還可以依靠KCLD公司為他們提供運營的各種服務：法律、財會、人事和其他功能。戴維斯想要“為青年才俊們提供一個發揮才干的平臺，很少有公司，尤其是大的電器、電子和飛機制造公司能夠或愿意提供這種平臺”。工程師和KCLD公司持有公司大部分所有權，因此也要對他們公司的成功負責。 湯米?戴維斯給特曼的信表明了他們對風險投資公司運作的構想。當KCLD公司派戴維斯去搞建筑和油井的時候，他提出辭職并在1963年加入了洛克的公司。在經歷了一輪合伙制投資之后，1969年，湯米?戴維斯和威利?戴維斯（Wally Davis）設立了梅菲爾德公司，籌資約300萬美元。湯米希望能通過一個顧問委員會來建立斯坦福與自己的新風投公司的聯系。他的目標是工學院的教授們，他們貼近那些可能成為初創公司基礎的新創意。湯米聘請了工學院教授比爾?米勒（Bill Miller）、約翰?林維爾（John Linvill）、鮑勃（Bob）和米歇爾?鮑達特（Michel Boudart）作為梅菲爾德基金公司的顧問。這些顧問在公司中是特殊的有限合伙人。他們得到基金的部分收益，而且被當作“智囊團”用來招攬集資。戴維斯和斯坦福大學及其工程技術教授們有著密切的關系，今天所有的風險投資都在這樣做。梅菲爾德的投資著重于起步階段的高科技公司，其投資對象的名單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3COM、Amgen、雅達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和閃迪。 ### **弗雷德?特曼和風險投資產業** 特曼是從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角度來看待創業咨詢和創辦公司的。特曼自己的目的是要把最優秀的教員招進斯坦福。在特曼看來，教授們今后能夠基于他們的研究而創辦一家公司，這種前景很有吸引力，而且常常成為教授們到斯坦福任教的一個誘因，但這畢竟不是招聘教員的首要因素。同樣地，為了能夠留住高素質的教員，重要的是學校不要為創業活動制造障礙。特曼的做法是，既不強迫人們創業，但是當他們想要創業時也不要阻擋他們的路。 后來斯坦福確實有一個關于風險投資的正式計劃。羅德?亞當斯（Rod Adams）在1978年寫了一本名為《風險資本：斯坦福大學的政策意見》的備忘錄。他說，斯坦福大學不應只從斯坦福“技術許可證辦公室”發放的知識產權許可證中獲得利益，還應從創意、知識和技術的流動中獲益。他認為，斯坦福可以通過投資給風險投資基金來獲取利益，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資源打造成生機勃勃的高科技公司。亞當斯的想法是，在斯坦福管理公司（SMC）里培訓一個專業的班子，他們利用與本地金融業的關系，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向最好的基金投資。 ### **凱鵬華盈、紅杉資本和NEA以錢生錢** 風險投資產業的成長，得力于斯坦福校園北緣沙丘路上的若干家風投企業。這些公司中，在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當數這三家：創建于1972年的凱鵬華盈（KPCB）和紅杉資本，以及創建于1978年的新企業聯合公司（NEA）。 首先，在1972年，凱鵬華盈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伙制的風險資本，它當時籌集了800萬美元資金，其中約有一半來自匹茲堡的神秘億萬富翁亨利?希爾曼（Henry Hillman）。基恩?克萊納（Gene Kleiner）是仙童半導體公司的一名宿將。托馬斯?珀金斯曾是惠普創始人戴維?帕卡德的手下，也是多里奧特在哈佛大學時的得意弟子。兩人在硅谷都有很好的人際關系，但是當投資銀行家桑迪?羅伯遜（Sandy Robertson）讓他們兩人聯系時，他們卻并不想見對方。凱鵬華盈的模式有所不同，因為它親身參與被投資企業的管理，投資組合中的公司非正式地組織在一起（它們是一批業務互為相關的公司），他們為股東提供經審計的季度或年度報告以使業務關系正規化。他們也有對投資者友好的條款，如8年的基金壽命限制；在普通合伙人得到任何報償之前，所有的初始投資資本必須完全歸還有限合伙人；所獲利潤不得進行再投資；以及普通合伙人不得為了個人私利在本合伙關系之外投資。 經歷了幾次早期的失利，諸如一項半導體投資項目、一家網球鞋公司，以及一家摩托車套件公司，克萊納和珀金斯決定專注于自己擅長的計算機行業。他們的投資項目數量與工程學教授和創業者有著重要的關系，可在頭幾年里卻是門可羅雀。克萊納說，“我們沒有等著項目送上門來，我們必須創造投資項目，這樣才能真正成功。”比如，珀金斯和他原在惠普的一個老同事吉米?特瑞比格（Jimmy Treybig）合作，創辦了一家制造容錯計算機的公司，容錯計算機的優勢在于當其一部分出故障時還能在降低工況的情況下運行。銀行需要可以連續工作的電腦，這正是他們的理想客戶。1974年，珀金斯和特瑞比格又一起創辦了天騰電腦公司。該公司于1977年上市，到1996年，銷售額已達到23億美元。 珀金斯的一項偉大創新是他的“經聯體”（Keiretsu）投資法。“經聯體”一詞來自日語詞匯，它表示日本供應商和制造商之間的一種連鎖關系，它又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財閥。凱鵬華盈主要是鼓勵其公司互相幫助，訂立相互買賣、授予許可權或擔保的協議。它給公司提供其他同業伙伴的策略和計劃的定期通報，每年舉行6次投資組合公司的總裁和高管的聚會。珀金斯的弟子約翰?多爾如是說：“‘經聯體’根植于這樣一個原理：讓一家公司成功前行并非易事，造就一家成功的新公司最快、最保險的方法是讓它與伙伴們結伴而行。” Destineer公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是凱鵬華盈于1990年與移動通信技術公司（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共同孵化的公司，旨在開發全美單向和雙向信息服務。因為克萊納和珀金斯投資的另一家叫無線接入（Wireless Access）的公司正在開發一種先進的傳呼技術，凱鵬華盈的一個合伙人提議讓這兩個公司進行合作。于是這兩家公司跟摩托羅拉一起開發了通信協議、網絡和芯片技術，這些最終都融入了移動通信技術公司的Skytel的網絡之中。 在網絡泡沫破滅之后，“經聯體”這個詞不再受青睞。布魯克?拜爾斯（Brook Byers）說道：“那不是經聯體，那是關系資本。”從廣義上也可以看成是人際關系，是名片簿，或者是具有該領域知識的外部公司，或者是潛在的銷售線索。 托馬斯?珀金斯在他的回憶錄中進一步詳述了他的投資哲學。他寫道：“金錢是所有商品中差異最小的。飲用水，有Calistoga、Perrier和San Pellegrino等品牌，它們都有顯著的差異。糖有蔗糖和甜菜糖等，人們能區別開來。但是金錢卻都是一樣的。”珀金斯認為，風險投資家做的生意是把金錢賣給創業者，因此就需要增加價值，使其與眾不同。他把自己的成功歸因于沒有坐等“完全成熟的商業計劃送上門來或是創業團隊登門拜訪”，他對創業者進行頭腦風暴并對其公司孵化培育，積極打造高科技團隊。 克萊納有些有趣的格言，其中典型的兩個是：“有錢就拿”和“越難做的決定，你如何選擇就越無所謂”。 克萊納和珀金斯在20世紀70年代的另一次成功也源于失敗。凱鵬華盈曾聘用羅伯特?斯萬森（Robert Swanson）來處理投資項目，但是一無所成，因此他們客氣地請他走人。斯萬森后來開始研究生物技術這個新興領域，并開始與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學教授赫伯?博耶（Herb Boyer）交流想法。博耶開發了一種制藥技術，他把一種組織的DNA直接與另一種組織的基因結合。他認為這項技術的商業化應用尚需10年。托馬斯?珀金斯用凱鵬華盈的基金做了一個驗證試驗，然后以10萬美元買下了25%的股權。這個公司就是后來的基因泰克，它是風險投資注入的第一家商業化的初創企業，它于1978年成功地人工合成了胰島素，幫助了全世界千百萬糖尿病患者。基因泰克在1980年上市，籌得了3500萬美元。凱鵬華盈做得很不錯。 第二家風險投資公司是紅杉資本，它于1972年由唐?瓦倫丁創辦。瓦倫丁因從軍而到了加利福尼亞，曾在一系列高科技公司工作過，最后是在仙童半導體公司做銷售員。不過，最終他離開仙童到了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他在這兩家公司做市場和銷售期間對技術與市場做了評估，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工程師能夠做出令人驚異的事情，但是項目的資金十分短缺。于是瓦倫丁就開創了一個體系來進行科技公司的股權投資。 瓦倫丁對于仙童和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最關注的，是如何向市場很大、解決特定問題的公司進行投資。在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由于為客戶定制集成電路的工程資源有限，他不得不幫助公司來決定哪些定單可接或者不接。在四五年的時間里，瓦倫丁創造了“一個更為依靠直覺的投資選擇流程，它的基礎是巨大的市場需求，以及能夠產生重大的短期商業價值的解決方案”。 市場第一，技術第二。 由于瓦倫丁的成功，洛杉磯的一家共同基金公司——資本集團公司（Capital Group）找上了門。該公司正在為客戶創辦一家信托公司，而客戶要求涉足一些風險投資方面的業務。瓦倫丁應邀加盟這個新公司，并創辦了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作為資本集團的一部分，紅杉資本就這樣產生了。1975年，瓦倫丁將紅杉資本從資本集團中獨立出來。紅杉資本早期的一個成功項目是諾蘭?布什內爾（Nolan Bushnell）的雅達利公司，該公司在1976年時已有3年歷史，年銷售額為4000萬美元，利潤為300萬美元。它的成長需要資金，瓦倫丁投入了紅杉資本的錢，該公司又從梅菲爾德公司、時代公司和Fidelity風險投資公司籌得了資金。就在這一年，布什內爾意識到雅達利需要更多的錢，于是就把整個公司以280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華納通信公司，這使他為風投資本的投資者賺了一把快錢。 瓦倫丁最偉大的投資項目是為蘋果公司投資。布什內爾曾建議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去拜訪瓦倫丁。瓦倫丁要他們專注于市場和胸懷大志。他讓兩位年輕人與30歲的市場經理邁克?馬庫拉組成一個團隊，于是，他們在1977年創辦了蘋果公司。該公司在1978年1月籌資51.7萬美元，其中28.8萬美元來自文洛克公司，15萬美元來自紅杉資本，還有阿瑟?洛克的資金，投資者承諾持股5年。1979年夏，因為稅務和向投資人分紅等原因，瓦倫丁悄悄地將他的股份出售。這是一次嚴重的失誤。洛克初始價值5.7萬美元的股份在1980年時值2200萬美元（如果他能保留到2012年，能值100多億美元）。這只是眾多成功投資項目中的一個，其他成功的投資項目還有1987年投資思科公司和1997年投資雅虎公司。 瓦倫丁研究出一種“航母”式的投資方法，“航母公司”和其他一些從事服務和“防衛”的公司組成艦隊一塊兒巡弋。這樣，在投資組合中，一家強大的公司就得到了眾多小公司的支持。蘋果就是這樣一艘“航母”，有13家其他公司作為“小艦艇”為它服務（例如，Tandon公司給蘋果電腦做磁盤驅動器）。比之于克萊納的分布式網絡的投資組合模式，這是一個“中心-周邊”模式。瓦倫丁不愿意僅僅依賴人員素質這一項標準。他希望更多地了解潛在的市場規模、達到目標的發展勢頭如何，以及具體是什么產品和產品的應用情況。 瓦倫丁曾經提到，關于風險投資有趣的一點是：半導體公司是風險投資的核心。2004年，瓦倫丁估計，紅杉所投資的大約600家不同的公司中，約40家是半導體公司。半導體是數字革命的基礎產業。20世紀70年代早期，許多半導體公司設立在圣塔克拉拉谷，還有早期的計算機公司也在那里，這為它們使用這些半導體公司的器件和程序提供了方便。 1973年，隨著新成立的風險投資公司數量的增加，幾家主要公司的風險資本家們成立了全美風險投資協會（NVCA），該協會就是風險投資業的行業團體。1974年，風險投資公司遭遇了暫時的挫折，當時股市崩盤，投資者自然對這種新的投資基金抱有戒心。 第三家風險投資公司是由迪克?克蘭里奇、恰克?紐豪爾（Chuck Newhall）和弗蘭克?邦薩爾（Frank Bonsal）于1978年以1700萬美元發起的NEA。迪克曾在1969年加盟過阿瑟?洛克的公司，做過一些投資。他們的合伙制基金曾把600萬美元變成了4000萬美元。NEA在兩方面變革了風險投資的模式。它首先籌集到10億美元資金，并試圖在全美開展業務，在硅谷、波士頓128號公路地區及其他重要城市都設了辦事處。弗蘭克和恰克在東海岸操持業務，迪克則留在硅谷運作。他們每天通過電話溝通，給蘋果電腦和3COM以早期投資。到1984年的第三個合伙制基金建立時，他們已經募集了1.25億美元的資金。但是，這么多的錢也追逐過高價位的投資項目，NEA也有過不良案例。到2000年，NEA已有大約130家參股公司上市，近130家公司被兼并，分配給股東43億美元，其投資的公司包括Immunex、Juniper Networks（NEA投入300萬美元，得到15億美元的回報）、硅圖、3COM、PowerPoint和Healtheon。 在風險投資領域，還活躍著其他一些投資者，至少在東海岸是如此。拉扎德?弗雷列斯（Lazard Freres）公司的著名投資銀行家安德烈?梅耶（Andre Meyer）曾參與其合作伙伴對各種成長型的風險企業投資，比如Avis（租車公司）和Allied Concord（特種金融服務）。梅耶的一位年輕合伙人約翰?沃格爾斯坦（John Vogelstein）所做的一個項目失敗了，他最終離開了公司。后來，約翰?沃格爾斯坦加入了瓦伯格與平卡斯公司（Warburg Pincus），這個公司的前身是瓦伯格公司（E. M. Warburg & Co.）,一家由德國猶太裔銀行家埃里克?瓦伯格（Eric Warburg）在1939年成立的投資銀行和私人投資咨詢公司。1966年，瓦伯格的公司與一家風險資本和金融咨詢公司利奧內爾?平卡斯公司（Lionel I. Pincus & Co.）合并。利奧內爾?平卡斯(Lionel Pincus)和1967年1月加入公司的約翰?沃格爾斯坦把一種“專業方法”引入了風險資本。瓦伯格與平卡斯公司以及由平卡斯協助設立的全國風險投資協會，在和勞工部談判修改《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為該法案限制對這一類資產的投資。最后，格雷洛克（Greylock）公司的查爾斯?維特（Charles Waite）和查爾斯?里沃公司（Charles River Associates）的理查德?伯恩斯（Richard Burnes）在波士頓做了更有意義的工作。 * * *  [《硅谷百年史》](http://www.ituring.com.cn/book/1380)以編年體的順序，詳盡地記述了自1900年至2013年在這片美國西海岸的土地上所發生的重大科技事件，從無線電技術、晶體管、集成電路，再到人類基因組、互聯網和云計算；生動刻畫了在這里涌現出的一代代科學家、企業家和投資家，從特曼、休利特和帕卡德，到喬布斯、扎克伯格，他們曾對全球100多年以來的科技文明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他們的研究成果、產品和投資，締造了無數激動人心的有關科技與財富的故事，改變了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本文節選自[《硅谷百年史》](http://www.ituring.com.cn/book/1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