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實的檢驗 決定追求我的博士學位之前，我在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了一些年頭。那幾年我主要是在公司的一個電子交換系統開發部門里工作。那些產品用來處理電話呼叫，對可靠性和速度的要求都非常高。公司已經投資數千個人年（staff-year）到這些系統的開發和持續發展上，產品生命周期長達數十年。在這些系統的開發中，大部分成本并不是花在最初版本，而是花在其后對系統不斷的修改和調整上。如果能找到一種方法，使這些修改更容易、成本更低，那么公司將從中大大受益。 由于貝爾實驗室出資讓我攻讀博士，所以我希望我的研究領域不僅能滿足自己技術上的興趣，也能與貝爾實驗室的實際業務需求有關。20世紀80年代后期，面向對 象技術剛剛誕生于研究性實驗室里頭。當Ralph Johnson 提出一個既關注面向對象技術、又關注「變化過程（process of change ）和軟件進化（software evolution）」之支持技術的研究題目時，我立刻接受了它，以之作為我的博士研究題目。 曾經有人告訴我，很少人能夠在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學業后平靜地看待自己的題目。有些人對自己的題目感到極其厭倦，很快轉向其他研究；另一些人則保持對原先主題的高度熱情。我就屬于后面這種人。 當我拿到學位回到貝爾實驗室，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周遭幾乎沒有人像我一樣為重構激動不己。 我還清楚記得我在1993年初所做的一個演講，那是在AT&T 貝爾實驗室和NCR（那時我們是同一家公司的兩個部門）的員工技術交流論壇上。我做了一個45分鐘的演講，主題就是重構。一開始，演講似乎進行得很順利，我對這個主題的激情感染了聽眾。但是演講結束時，幾乎沒有人提問。有一位與會者從后排走過來企圖學習更多一些，他正要開始做畢業設計，正四處查找研究課題。我很希望看到一些項目開發人員能夠表現出「想在工作中應用重構技術」的熱情。如果他們真有熱情，至少那天他們并沒有表現出來。 看起來，人們根本不打算接受它。 關于研究，Ralph Johnson 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如果有人（文章讀者或是演講會聽眾）說「我不懂」或者不打算接受它，那就是我們的失敗。我們有責任努力發展自己的思想，并將它清楚表達出來。 其后的兩年中，在AT&T貝爾實驗室的內部論壇上，在外面的研討會上，我得到了無數次談論重構的機會。隨著與一線開發人員的交談愈來愈多，我開始明白為什么以前的演講不能感染別人。我與聽眾的距離有一部分是因為面向對象技術自身就很新。那些使用它工作的人多半都還沒有完成第一個版本的開發，所以還沒有遇到「演化（evolution）」這個大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重構能夠幫忙解決的。這是研究人員的典型尷尬處境——技術的發展超前于實踐。但是，造成這種距離，還有另一個討厭的原因。有一些常識性原因影響了開發者，所以即使他們了解重構的好處，也不情愿對自己的程序進行重構。如果要讓重構得到開發者的擁抱，首先必須解決這些問題。